尊重自我的重量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记载：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鲁迅与书目工作

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者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一生同目录学、书目工作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鲁迅对目录学、书目工作不仅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可贵的见解,而且,亲自进行了一系列的书目工作实践,为我国目录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替我们从事书目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楷模。(一) 鲁迅先生的书目工作实践活动,是从他年青时就开始的。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曾编制有《拟购德文书目》一份。后来,他从日本回国,在绍兴山会学校任教期间,编有一份七页的《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著录了八十种绍兴地区的地方文献目录,为研究绍兴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作了资料准备工作。     

“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魯迅论屈原

鲁迅在他的早期、前期和后期,对屈原都有所论述,而且越到后期论述越精辟。本文将循着上述三个时期的线索,介绍鲁迅对屈原的评价,这对我们研究古代作家是有启示的。 (一) 屈原是鲁迅早期所喜欢的中外著名作家之一。据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回忆:一九○二至一九○四年,鲁迅留学日本,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曾购买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而在这些外国作品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鲁迅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把这本书     

鲁迅《自题小像》作于南京论

鲁迅《自题小像》一诗,作于何时何地?《鲁迅全集十卷本·鲁迅著译年表》及《鲁迅旧诗笺注》,都说是一九○二年作于日本东京,而《鲁迅诗歌注》及许多考证文章,则说是一九○三年在日本东京所作。我们拿鲁迅自己计算年龄的方法,来衡量前面所说的时间地点,便知其不符合事实。鲁迅计算自己的年龄的方法有二:一是虚岁,一是实岁。鲁迅早年及中年以后所写诗文、《自传》、《日记》、《题记》等,     

对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时“赴学寻问”的江苏巡抚的考辨

我国著名的学者、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曾于一九二八年手订《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为我们研究作者和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年谱》在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和一九○二年(二十八年)记载有关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事说:“‘江苏巡抚恩铭赴学寻问。教士辞已归,惧有变,亟往日本避之’。于是东渡”。我对“江苏巡抚恩铭赴学寻问”一说,曾撰文指出是章太炎记忆的错误。①近读中华书局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该书系统地搜集谱主论著和有关资料而编成,很有价值。但书中叙述一九○一年、一九○二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     

一部伟著的雏型——杨志和《西游记传》述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时指出:“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他肯定了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雏型。当然,后来鲁迅先生对此说又作了一点声明,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他又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非祖本,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这说明鲁迅先生虽有己见,但尊重他说,以利于学术上的切磋。但是,鲁迅先生并不因此而修改原持的观点。     

章太炎与鲁迅早期思想之比较

考察鲁迅的早期思想,不难发现,他曾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称赞章太炎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模范”,认为他的思想和斗争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然而,在这种影响当中,鲁迅并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照搬,而是结合了自己许多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例如,鲁迅早期思想中的反传统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与把握,同章太炎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又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本文认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比较这些差异,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鲁迅与章太炎师生关系的认识,而且也     

肖红散文描写艺术浅探

肖红是因小说《生死场》而驰名中国现代文坛的.其实,她同时又是一位散文能手.在她短暂的、不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除了小说创作,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作品,先后成集的有《商市街》、《桥》、《回忆鲁迅先生》、《肖红散文》等.     

两桩子侄之误

笔者发现,与鲁迅有过关系的当代日本名人中有两桩子侄关系被中国学人误置了。 一桩是将父子误作叔侄。鲁迅1906年在日本东京求学和从事文学活动时,曾两次拜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朋友、反清革命的功臣宫崎寅藏。1931年,寅藏的儿子龙介偕其夫人柳原烨子来华旅行,在上海会见鲁迅,鲁迅先生书《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雨花台边埋断戟》)以赠。50年代初,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称“宫崎的侄儿龙介”(《鲁迅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关于周树人入仙台医专时的外交照会及其他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日本东洋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出版了《鲁迅在仙台的生活记录》一书,内刊有保存在日本的研究鲁迅去仙台前后的新资料,现就其中几个史料向大家作一介绍。     

鲁迅的精神与文学业绩——《鲁迅全集》谷风版序

鲁迅(周树人)是中国有新小说以来第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五四时期一位优秀、犀利的散文家与杂文家,作为《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等书的编著者,他又是一位有分量的文学史家。     

浅谈鲁迅的矿务铁路学堂的《执照》——答钟敬文老师的存疑

钟敬文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上,发表了《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些什么》一文,对我们后生了解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的学习内容启发很大。但在该文注解中曾提到拙作《〈鲁迅年表〉中的几个史实时间》〔注①〕一文,讲到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时,认为“彼此颇有出入”。为了提供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起见,我将见到的有关材料,作一介绍。     

鲁迅先生的尊师风范

人生路上,在诸多的老师中,鲁迅先生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导师章太炎先生。鲁迅先生以温暖的情怀,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在鲁迅先生眼里,寿先生方正、质朴、博学,教学极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鲁迅先生的父亲病重,服用，     

论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接受及其左转问题

鲁迅的思想在192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根源于鲁迅早年进化思路的危机,因而鲁迅"向左转"也是其重建思想地基的过程。鲁迅重新审视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他的左转显示出了主体性的努力。对此,鲁迅翻译了来自日本与俄国多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著述,但从进化论的思路出发,他尤为突显出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意义。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体现在,一方面,它从整体上清理了鲁迅此前对"生物学真理"的推崇,另一方面深刻联系着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社会学转向。由于更为强调知识的现实能动性,鲁迅转而重视社会科学,借助翻译以及对知识结构的调整,他再次实现了与时代的互动。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孔乙己和陈士成——鲁迅小说人物漫谈

鲁迅在继《狂人日记》之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了《孔乙己》。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又写了《白光》。在这两篇小说中塑造了孔乙已和陈士成两个典型人物。鲁迅之所以要塑造这两个人物,其目的就是向人们揭露封建社会孔孟之道培育了一些迂腐、麻木、愚昧的读书人,最后旧社会又无情地把他们抛弃。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扫掉,以至无声无息的毁灭。《孔乙己》发表之后,鲁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一篇《〈孔乙己〉附     

从《故事新编》看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鲁迅从科学救国到弃医学文,一直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第三本小说集,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先后经历了十三年的时间而写成。在他创作《故事新编》的漫长岁月里,正经历着世界观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这深刻的变化,自然会在作品里有所反映。 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的第一篇《补天》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战士了。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是炽热而深沉的,这种爱国主义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赋于新的内容,增添新的光彩。早在一九○三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以激昂的笔调译述了古希腊斯巴达人民宁死不屈、英勇抗击波斯军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