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以广东天地会为例

清前期，天地会在广东不少地区存在，说明天地会在广东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首先是合利益性，即符合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需求。其次是暴力恐吓，暴力可以使天地会直接获得诸多财物来直接满足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进而获得这些组织成员的忠诚与支持；还可以使那些原本不愿加入天地会的社会成员被迫支持或加入天地会，从而扩大了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第三是符合“遇事互相帮助”的社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通过集体抢劫谋得经济好处、对付乡村劣绅、借避免被人欺侮来体现。这三个基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     

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关系辨正

:过去我们往往把林爽文起义称为“林爽文天地会起义”或“天地会领导的林爽文起义” ,这种说法不确切。清前期的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 ,游民众多 ,社会矛盾尖锐 ,这是会党与暴力产生的温床。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林爽文起义是当时台湾社会暴力发展的产物 ,是拜把结会传统裂变的结果 ,天地会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主要角色。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蔓延、演变的契机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和政治体系及常规性社会组织一样,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有个合法性问题。不过,由于受其组织性质的制约,其合法性的实质是在形式上满足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要求,获得不良群体或弱势群体及其成员、以及少数对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缺乏认同感的官员的认可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符合部分社会成员的某些利益需求;在形式主义和地方主义价值取向下,表现出与某些社会主要价值观的一致性;暴力恐吓。这三个基础实际上反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社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天地会起义述略(下)

四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广东天地会起义同这次革命高潮的中心——太平天国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粤、桂、湘交界和广西全省的天地会起事,很好地掩护了洪秀全拜上帝会的活动与发展,既为拜上帝会准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又使拜上帝会从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因素。以致太平天国     

论青少年在台湾黑社会组织中的反功能与潜功能

青少年在台湾黑社会中的反功能和潜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青少年组建黑社会组织使台湾黑社会内部出现冲突,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台湾黑社会既有的统治秩序和行为规范;二是青少年在成为台湾黑社会组织实施非法活动尤其是暴力活动的主要工具的同时,引发了黑社会组织与统治当局的冲突,从而导致统治当局持续性的扫黑行动,使台湾黑社会组织遭到沉重打击;三是青少年是台湾黑社会组织获得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世界大多数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既符合中国的利益，更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鉴于此，本文对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和它取代关贸总协定的必然性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特点等作了科学的论证，指出我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对启迪人们认识复杂的国际贸易斗争、坚定“复关”信念颇有益处。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晚清政治衰败分析

晚清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而当时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系统形成了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一般在其成员内部创造信任,但使社会成员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则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并且深深地腐蚀着清廷政治系统过程功能即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决策,从而加速了清廷的政治衰败。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天地会得以合作之原因

以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民族对国家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得以合作的原因主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反清";儒家思想浸润下的天地会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天地会联络方式的秘密、严谨和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关于"革命"意义的宽泛化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天地会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天地会进行革命活动,有优势、有成果,但同时也有不少弊端。     

试论近代陕甘回族与哥老会

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在其发展壮大之初,广泛存在于清军军营中。同治年间,大量的哥老会成员随清军左宗棠所部调防至陕甘两省,自此哥老会与陕甘地区的当地人民尤其是回族人民产生了密切联系,并在近代的西北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

元朝的灭亡,给蒙古族的经济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重新面临着农耕经济的补充局面,该问题成为了蒙古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明清时期与北方的经济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总体上呈现"互利"的好局面。从贸易整个过程来看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支持"和"限制"的双重策略。该论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对蒙古实行的贸易政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贸易经济利益及互利关系、社会作用等。     

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刍议

政治正当性意指对政治秩序的道德评价,关系到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大体上,首先经过殷周之变,西周的政治正当性奠定在了天命论的基础上,统治者有德才能受命于天;其次经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剧变,儒家的心性论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进一步落实于个人内心的德性修养上,并以此与天内在相通。先秦时代的政治正当性大体奠定在天、君、民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剧烈社会变动下客家文化走向探讨——川、港都市客家文化消融轨迹的对比考察

香港与四川客家均源出于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地区,是客家民系扩散外迁的产物.二者在迁出时间上大体相当(清前期),只是在流向上略有不同.客家人进入四川后,随着自身人口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到了清中期,开始逐渐向城市发展.自那以后的150年间,四川社会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到来,这些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因受到巨大的冲击,逐渐消融于城市之中.客家人进入香港后,陆续建立起自己的村庄;经过数百年的变迁,特别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市区的高速发展,这些客家村庄已逐渐融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中.目前,四川客家,尤其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正沿着当年香港客家演变的轨迹飞速发展,客家文化和语言正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本文以成都近郊的沙河客家小区和香港新界客家村落作对比,考察两地客家人所迁居城市的背景、迁居后的环境适应,以及迁居后各自所发生的巨变;具体剖析川、港两地客家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地域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差异,及其对两地客家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剧烈社会变动下都市客家文化走向的命题,对客家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轨迹异同进行比较,以寻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保护客家文化传统的应对之策.     

陈瑚'莲社'与《顽潭诗话》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繁盛的时期。著名思想家陈瑚创立的“莲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莲社”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陈瑚纂辑的一种唱和类诗歌总集《顽潭诗话》,但《顽潭诗话》所收作品及其作者相当庞杂,并不简单等同于“莲社”的社诗总集。通过对《顽潭诗话》的仔细分析和鉴别,可以获知“莲社”的成立时间、集会唱和、基本成员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为该诗社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同时,以《顽潭诗话》为线索,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陈瑚以及其他“莲社”成员另外组织或参加过的若干诗社,从而理清“莲社”及《顽潭诗话》更多方面的关系。所有相关考察将有助于对整个清初遗民结社乃至古代文人结社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