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对领导权力的制约作用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 ,在对权力的治理上强调权力立足于法 ,能有效地限制、规范和约束包括各级、各部门权力执掌者手中的权力。为更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 ,在实践中需要遵循权力配置的社会化原则、法律至上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监督原则等 ,以确保权力沿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轨道运行     

认真对待权力--法治视野下法律与权力关系的反思

自由主义者认为,法治的精髓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这一判断的逻辑前提是片面的,理论根据也具有浓厚的主观理想化色彩.事实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纯的制约与服从.从动态角度看,现代法治意味着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不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

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调整行政权力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在纵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层级化与法律分权,在横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综合化配置与平面化构造,以改变行政权力在纵向上高度集中与横向上过于分散的状况.同时,必须建立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相对理性和巩固行政权力合理配置的成果,推动行政权力配置进入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的权威性、理性和稳定性保障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良心自由——权力有限的思想渊薮

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运行遵循着权力有限的原则。而权力有限的原则渊源于基督教中的良心自由主义。本文通过对基督教良心自由主义的溯源,揭示出良心自由正是权力有限传统的思想渊薮。     

社会资本、权力与法治

社会资本理论的再现是时代的要求,是不断地解构、批判和综合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结果。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概括出了社会资本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等五种形式及其现代意义。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权力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传统型法制向现代法治的转变)关键时期,如何使政治权力为建构新型社会资本服务,使社会资本成为法治的补充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论法治民主与权力制约监督

法治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形态,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民主与法治这两种最基本的权力制约监督形式的有机融合,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契合的民主政治形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失范现象,与法治的缺失密切相关。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实现市场经济现代转型的基础,而法治建设又需要民主力量的推动。在当代中国,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需要将民主与法治两种范式进行融合,重点发展以法治建设为目标的民主制度,即法治民主。     

民本政府权力生成及运行的法治特征论要

建立一个以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民本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而政府权力的生成及运行是民本政府的根本性问题。从法治角度看,权力依法民赋是民本政府权力的生成基础;依法权用于民是民本政府权力运行的基本价值取向;以法治化责任矫正偏轨的权力行为是民本政府权力正当运行的根本保证。     

数制法治:小微权力法治监督的逻辑与实践——基于浙江宁海小微权力清单“36条”数字化改革的分析

“制度+技术”规制权力“任性”。打造“制度笼子”“数字笼子”融构的“数制铁笼”,是实现权力质效监督和阳光运行的有效方法。现代高能数智技术赋能权力法治监督,推动权力监督制度数智化、智效化,鼎至数制法治。数制监督运用先进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平台重构监督模型和重塑预警算法,实现权力制度法治监督智能化、规范化、统合化、可视化、便民化和小微权力多跨场景智慧运行,推动“数制法治”治理优势转化为监督效能。     

法治视角下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

任何权力需要接受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已成为基本共识。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容易异化,行政人员容易腐化,因而行政权也毫不例外的需要接受外部监督。我国《宪法》在分配国家权力的时候,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的权力。以制度构建的角度梳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状况,从而深入分析国家权力机关在实施监督权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全民监督模式",保障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效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步骤。     

论法治社会下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背景下,传统的行政权力配置与运行的理论与制度日益凸显其局限性与滞后性。回应现代公共行政发展与建设法治社会的需求,重新审视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准确把握两者的内涵及其关联性,促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实现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与规范运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论当代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

当代中国对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存在着诸多失当现象 ,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代中国法治生成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相当不成熟所致 ,特别是当代中国在法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仅强调法治的外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而过分忽视法治的内在价值及对法治的内在价值的选择而产生的事与愿违的结果。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在法治价值目标的定位和选择时必须全面认识法治价值 ,对法治价值目标进行双重的定位和选择 ,即不仅关注法治的外在价值及外在价值目标的选择而且关注法治的内在价值及内在价值目标的选择。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论"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 ,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一个现代政府要想成为有限政府 ,必须走“内外结合”的建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