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健康对老年人生活掌控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期数据的分析

老年人的生活掌控感程度对其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但已有研究既缺乏对微观个体层次的探讨,也较少有聚焦于健康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掌控感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用老年人自评健康作为健康的代理变量,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期数据58个国家和地区的13399个老年人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其生活掌控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的分析显示这一正向影响被低估;年龄、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在自评健康与老年人生活掌控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因此,老年人友好型的家居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健康压力,增强老年人对生理机能衰退的积极认知和管理能力,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掌控感水平。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农民工参加医保及就医行为选择的代际比较——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东部九省市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东部九省市数据,描述了两代农民工参加医保及就医行为选择的基本状况、差异程度。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项目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就医选择医院的地方、级别和选择报销医疗费用方式也基本上相同,并与其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这是农民工群体特征、就业因素、职业特征和城乡医疗保险政策差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一段时期内,积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法规建设、有效融合三大医疗保险类型、强化农民工用人单位的责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配置及医疗卫生设施的配套建设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的代际比较及其政策完善——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沿海6省市数据

作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的城乡居民,且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目前的住房状况如何?基于沿海6省市监测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现状主要表现为"租住私房",且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维度等三个方面的选项顺序和比例,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别,或者说表现出同质性,即还没有出现代际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独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策制订实施的顶层设计,从政策方面保证农民工在流入地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住房获得的权利;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体系,使农民工顺利实现向流入地市民身份的转变.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家庭因素对西南已婚女性流动范围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西南四省市的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西南四省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按其流动范围分为三种类型,运用多项logit（Multinomial logit）回归模型,探究了家庭因素对其流动范围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已婚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自身文化程度、配偶所在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等变量对其流动范围选择都有显著影响,并就此结果倡导加强西南地区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力素质;加大对外出务工家庭的人文关怀,减轻已婚女性的家庭负担;提供更完善的保障性措施,平稳推动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百县千村”之“整村调查”数据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顺应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乡镇、县城、省辖市、省会和三大都市圈等多种空间类型的就业分布。从整体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省内则以郑州市区和各县县城为主要就业地点。受教育程度、就业信息来源等个体因素,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等家庭因素,村庄区位和经济基础等村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