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品赏三枚解放纪念奖章

在我的藏品中，有一样“镇箱之宝”，那就是父亲留给我的三枚解放纪念奖章。父亲是一位老兵，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5次负伤。这三枚解放纪念奖章分别是：“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     

通州师范情未了

教师节清晨，展开书法家薛夫彬先生为我题写的画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小心地挂在墙上，取出那枚珍藏着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章戴在胸前。奖章是国家和党授予我的荣誉，是塞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对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褒奖，记录着我从教40余年的风雨历程。     

书画

《老年世界》2011年13期发表了我纪念父亲王威的文章“父亲的戍疆岁月”，时年又值父亲诞辰百周年纪念，为此，我以诗明志，深表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的小秘密

我10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我带两个伙伴来到父亲工作的消防队。我问父亲,在回家吃午饭前,能否让我们喝杯汽水。从父亲的声音中,我觉察到了些许踌躇。但他随即说:“没问题。”给了我们每人一枚一毛的硬币。我们乐颠颠地跑到汽水机跟     

人生就像一幅画

1933年，我出生在吉林白城。父亲是个开明的商人，把我送进了学堂。伴着隆隆炮声，东北解放了，我们迎来了一个新世界。我和同学们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父亲

父亲离我而去三十余年了。三十年,人生旅途路漫漫,烟云往事皆飘散,然而父亲在我心中却永占一隅,使我难忘,令我思念。     

给洋人当教头的前前后后

1972年底,我从江西一个山沟沟里调回北京,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五七战士”生活。学院“文革”中被撤消,并没恢复,我是沾了妻子的光才回来的。她是医生,我是汉语教员,这证明我小时候父亲要我长大当个“科技人员”是高瞻远瞩的。这一年我39岁,正是父亲去世的年龄。     

莫斯科铭记，卫国战争中有个中国士兵叫王福

2010年5月13日，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来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代表俄罗斯政府，把一枚“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授给在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以表彰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所作的贡献。此前的1996年底，杨醒夫还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和“朱可夫纪念奖章”。     

继母就是亲娘

父亲经历了两次婚变。第一次是与我的生母离婚,只因为我母亲为他生的是3个不能“传宗接代”的闺女。第二次是与继母离婚,也是因为我同父异母的弟弟生的是女孩,没能将咱家的香火延续下去。于是,父亲不想“愧对”祖宗,为续接香火又第三次结婚了。父亲的第三位妻子比我的年龄还小,     

穿越42年的跪拜

父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日俱增,为了省钱,他把一支烟分成两次抽,抽到一半就掐灭,下次再接着抽,这样一包烟就变成了两包。母亲走得早,她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参加了抗日战争,打过鬼子,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奉命潜入上海,打入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机构,秘密从事情报工作,直到迎来全国解放。文革开始后,父亲三天两头被人传去问     

晚年圆了读书梦

少年时家贫,我只断断续续读了６年书,便跟随父亲种地糊口了。成年劳累,忍饥挨饿,苦难不堪,但却泯灭不了我对读书的向往和憧憬。父亲见我整天念叨着要读书,无奈地半是劝告半是斥责:“不是不想供你读书,而是没有钱,你就死了这份心。等来世转生到有钱人家,你再读书吧。”他说得悲凉,我听着伤心。贫苦人家,万事艰难。妈妈不无爱怜地说我:“你生在穷人家,就是穷苦的命。”但我不认命,总想着有一天要改变它。１９４９年,家乡解放了,我一家脱离了苦海。这年,我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我受到党的教育,立志为解放全中国而…     

怀念二哥

今年4月,我收到一本“百战将星丛书”《吴效闵少将》的书。书是作者吴森——济南军区原副司令员吴效闵将军的儿子寄给我的。吴森在网上看到一篇对我的专访,得知我是烈士田涯的妹妹,而田涯是他父亲的好友,在这本纪念他父亲的书中,有40多处谈到了田涯。他特地打听到我的住址和电话,并寄给我这本书。翻看着这本书,我心灵的琴弦不禁再一次被拨动,思绪又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郭永怀:生死关头保护科研资料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名科技工作者每人一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一枚勋章追授给了烈士郭永怀。1956年,郭永怀放弃在美国的教授职位,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1960年,郭永怀担任九院副院长,参与核武器研制,主管动力项目     

时间不是金钱

“成功的秘诀，”报上照片中一个正在接受奖章的商人说，“就是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我来说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我早就破产了。     

我为父亲开车门

父亲是三天前的一个下午来的，当时家里没人，他搁下背篼蹲在门口抽叶子烟。傍晚，楼上的张婆告诉我，她下楼撞见父亲，以为是盲流，呵斥他走开，父亲惶惶不安：“这是我儿的家呢!”我向父亲求证此事时，父亲正在厨房择菜。他像犯了错的孩子，局促地站起来，搓着双手，目光游移，嗫嚅着说：“下次，我一定穿周正一点。”我本是怕父亲心灵受到创伤，欲安慰他一番的，岂料他不但没有半点委屈和愤慨，反而以为自己丢了我的丑。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     

一枚铂金戒

市中心那家商厦的首饰柜台里有枚镶着蓝宝石的铂金戒指，与我和妻子的一段故事有关。凡是女孩，对结婚都有这样的遐想：在大喜之日，伸出手来，让心爱的人在手指上戴上一枚戒指，就此把自己的一生一世交付给他，与他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妻当初也不例外。酝酿婚事时，我问她结婚那天希望我送她什么，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戒指，精致的小戒指。”我楼紧她，右手插进她的长发之中摩挲，柔情万种地说：“行！”但我未能实践自己的诺言。就在我们即将走入婚姻殿堂时，父亲得了肺癌。我不仅用光了积蓄，还借了大笔的债。父亲死后的第十个星期…     

周绍良500本名家签名本传女儿

我的父亲周绍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去世已几年了，而我对他的思念却日益强烈。父亲一生做人行事极为低调，即使对子女也绝口不提自己的成就。     

百死一生走长征

作为红军后代，我曾多次听父亲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2014年是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抚今追昔，我更加怀念已故去的父亲，更加缅怀为新中国诞生英勇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无数红军指战员。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也献给与他一样把生命献给共和国事业的人。     

一本好书伴我57年

1953年，我考进了南开中学（当时称第十五中学）。不久，毛主席就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了伟大号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于是，“争三好”的群众浪潮在全国兴起，我也参与其中。当时，刚解放不久，我家生活还十分困难，仅靠父亲打工的微薄工资难以维持5口之家的生活，妈妈只好在家“纺线”（给小织布厂把挂线纺到轴上）以贴补生活。     

感谢您，老师!

整理办公桌上的信件，蓦然，一个熟悉而亲切的笔体映人我的眼帘——我的恩师李法文老先生的来信!信封里还有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读着信中关切的话语，勾起我对恩师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