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现代主义追求

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在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西方20世纪现代派诗歌那里,找到了与他们内在生命要求相适应的诗的观点与形式,由生命的"沉潜"进入了艺术的"沉潜"状态,完成了诗的观念的转变--由单纯的情感的宣泄到经验的传达.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诗歌之"常"是诗歌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特征,也可视作诗歌写作者的共同倾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诗歌特性,写作者或接受者普遍遵从的一种写作规则或标准,在此简称诗道."变"则是对常规写作的一种解构,或曰革新性写作.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合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是否夸大了"裂变"?

新诗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对这种"裂变"和"差异"的过分夸大导致了某些新诗人漠视传统诗歌文化,追求"从我开始"的"弑父"式写作,从而造成处于"无根"状态的新诗创作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新诗以自身的"新"的"传统"丰富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内涵,但它依然是中国诗歌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漆》:夜空亮丽无比

民刊在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中承担了一个小传统的角色,《漆》诗歌沙龙在中国新诗发展中延续了"生活即是诗"的传统精神,他们以"漆"小圈子组团的方式为碎片化的诗歌撑起了诗歌复兴大旗,重朔了诗歌的自然生命诗学的精神。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为中学语文新诗教育进一言

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诗歌大国,更是重视"诗教"大国.过去中学语文教材,在诗歌的编选与要求上,重古诗,轻新诗;新诗仅是一种点缀.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部分新诗的失误及其原因

从内容上看,当前一部分新诗远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退回内心或封闭于自我小天地;从形式上看,这一部分诗放弃作为诗歌外在形式方面最重要特性的韵律,语言走向“极涩”与“极俗”两个极端。这种内容上的封闭与狭隘及形式上的非诗倾向,使中国诗歌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对人类理想和前途的迷惘,诗歌修养的缺失,是造成部分新诗失误的内因,新诗批评的某些混乱则是重要外因。     

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20世纪中国新诗特征初探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路程."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力举用白话写新诗,改革诗歌体载,从"摹写自然"到"表现自我",中国诗歌开始走向现代化.20～30年代成功地对古今中外诗歌艺术进行整合,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相结合;之后又融艺术创新精神与历史使命于一炉,形成独具开放性品格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格局;40年代又追求情性诗化和智性诗化,在现代化探索中实现新的超越.50～7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诗艺单调,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80年代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复人性和自我,实现观念的一次更新,诗歌发展又重回正道,诗又回到诗本身.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时俱进,有待于我们去不断的开拓.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