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层体系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在当下刑法学界关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论争中,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因其富有层次感和逻辑性的构造深受追捧。但其能否成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的基石和核心,亟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罪量视野下犯罪论相关理论问题辨析

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诸问题及其原理直接源自苏联,是建立在根据罪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的。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以罪量为充分条件,与现行犯罪论体系诸问题的理论基础存在不协调。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罪量要素存在内在冲突。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忽视罪量要素的做法并不鲜见。判断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限度,必须以罪量要素为基础。犯罪既遂是犯罪成立后的停止形态,犯罪实行行为一着手实施或者实施完毕均有可能达不到罪量要求,故行为犯与举动犯不能成为既遂形态。     

论"东突"民族分裂主义犯罪的国内法律调整

在全球化过程中,被称为"三股势力"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相互勾结,恐怖犯罪事件频发,对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是构建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基于此,我国在面对"东突"民族分裂主义犯罪时应从各个方面对其加以调整,特别是在国内法调整上要尽快建立一个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反民族分裂犯罪、反恐怖犯罪的法律体系,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     

犯罪论的规范基础及其本土化

1979年刑法颁行后,我国刑法立法走上自主创制之路。刑法学研究形成了移植外来理论、对外来理论加以本土化改造与本土理论并驾齐驱的局面。犯罪及其成立条件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能成为理论改造的对象。实质理性与规范理性不能绝对等同,维护实质理性是刑法理论的独立品格。犯罪定量是我国刑法特有规定,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我国传统犯罪构成论体系的不足在于,未能将正当事由纳入其中,对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类型化也不尽合理。在进行体系化定位时,正当事由可纳入犯罪客体中评价。在阶层犯罪论体系本土化时,需要对犯罪定量加以体系定位,并区分有责性和刑事责任。对犯罪构成要件是否排序,主要取决于认知理念和思维模式。客观归责理论源自阶层犯罪论体系,不宜适用于平面犯罪论体系。中止犯的自动性认定应以对行为人无需任何特殊预防之必要为依据,其标准是人格实现由恶向善的实质性转化。对犯罪参与体系采取正犯与共犯体系违背我国刑法规定。     

关于"犯罪促进生产力"论的反驳——对于"犯罪有益论"和"相对主义犯罪观"的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当前存在着不正确的"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思潮,认为犯罪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功能或者说积极价值,对此应当加以批判。而其关键理论依据,却是将马克思加以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观点而使用;并且,将犯罪所引发的社会耗费,当作犯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加以论证。对此,应当加以系统的反思和批判。     

论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

我国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应是,一要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要打击和惩罚犯罪,三要实现罪刑均衡,四要教育感化犯罪人。这样就会更高层次地提高我国刑事法治的整体水平,影响刑事司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协调一致,并最终促进当代社会最为关注的目标———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论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

我国刑事审判的价值追求应是，一要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要打击和惩罚犯罪，三要实现罪刑均衡，四要教育感化犯罪人。这样就会更高层次地提高我国刑事法治的整体水平，影响刑事司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协调一致，并最终促进当代社会最为关注的目标——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刑法"多次"从严根据论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按其规范功能可以分为三种法定类型,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和作为累计载体的"多次".以"多次盗窃"为代表的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和以"多次抢劫"为典型的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都体现了立法者的从严态度."多次"从严的根据来自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的违法性增加和主观方面的罪责增加,其中,罪责的增加是"多次"从严的首要根据,而违法性的增加仅为其次要根据."多次"从严的上述根据对于"多次"的立法、解释与适用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解释论上意义尤为突出.     

论赣东采茶戏的"草根"特色

赣东采茶戏经历了采茶歌舞、茶灯、采茶戏三个发展阶段,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小戏,题材内容上较多反映农村生活,关注草根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特征,语言的乡土气息浓郁,在创作和演唱上均显示了民间艺术适应性强的传统。     

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 ,与当时列国的纷争有很大的关系 ,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自我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信的结果。“士”的觉醒 ,主要表现在 :1、极力宣扬“士”阶层在社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强化统治者对于“士”阶层的重视 ;2、努力争取“士”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3、争取个体的人格独立     

论洗钱罪的几个问题

洗钱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之一.对于我国控制洗钱犯罪以及在控制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洗钱罪的规定尚有不完善之处.本文从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洗钱罪主观方面"明知"程度进行界定,以及对洗钱罪主体范围进行讨论等几方面,对完善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从"谈论"到"清谈"--论汉末至魏晋时期"名士"价值取向的变化

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名士阶层,由于儒家正统思想分崩离析和战乱频等内外形势的影响,在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上由切近人事的谈论转变为玄远旷达的清谈,以此展现出他们郁闷屈抑的精神状态和独树一帜的人格魅力。     

论刑事诉讼谦抑理论的适用——以少年犯罪审前程序为视角

本文以少年犯罪的审前程序为视角,首先论证了审前程序应该具有其独立的法律价值追求,然后论证刑事诉讼谦抑理念的引入有助于帮助解决我国当前少年犯罪审前程序的各种欠缺,最后论证了在谦抑的视野下,对我国少年犯罪审前程序之构建有借鉴意义的制度包括恢复性司法、少年保释、暂缓起诉等程序,以此作为我国少年犯罪审前程序改革正当化的初步探究。     

论可罚性阶层的确立——一种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路

在一个宏大的刑法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可罚性阶层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条现实可行的进路。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联结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是立法者根据某种刑法以外的公共政策目的例外地设置的犯罪成立要素。有鉴于此,应该赋予其犯罪论体系范畴的地位,作为有责性之后的独立阶层。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控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流氓犯罪集团(下)

三、流氓犯罪集团犯罪的规律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犯罪就是孤立的个人对于统治关系的斗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接连遇到了反革命、贪污、盗窃、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等等犯罪,都是孤立分散着的个人(包括犯罪集团),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是犯罪的一般特征. 符合这种一般特征的我国当前阶段出现的新的流氓犯罪集团和新的刑事犯罪,又具有它独有的犯罪的特殊规律性.什么是我国当前新的犯罪的特殊规律性呢?这种犯罪的所谓新,就新在具有结伙、武斗、流窜、多变等基本特点的犯罪,带有显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痕迹,因此它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哲理基础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德日刑法学上影响极大,它从形式上承继了贝林格开创的古典体系的犯罪阶层架构,因其奉行新康德主义的哲理基础,又从精神上扬弃了古典体系所依附的法实证主义。其后,这一哲理基础在目的论体系的撞击下与后者融合,并成为目前的通说。     

论犯罪结果的本质

犯罪结果的单一本质学说或与犯罪客体相联,或者与犯罪对象相关.但这两类犯罪结果学说与刑法理论都存在矛盾之处.以单一本质为基础形成的多层次犯罪结果学说,不仅在划分技术上有瑕疵,且从两重本质的关系来看,犯罪客体侵害是对包含犯罪对象侵害的犯罪事实进行价值评价后得出的结论,不是因果意义上的结果.因此与犯罪客体相分离的、因果意义上的结果才是犯罪结果的本质.犯罪结果不仅是犯罪价值评价的素材,也与刑法在目的上意图防止的损害结果密切相关.所以在解释与运用上,犯罪结果应该与刑法的目的相关,且能够适用于结果犯与行为犯的认定,从而使对犯罪的通盘评价植根于犯罪事实.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刑法规制

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税种,在获取财政收入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有了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严重危害社会性、刑事违法性、当受刑罚惩罚性,探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侵犯到国家税收利益时受刑法规制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和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平等的价值目标。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可操作性问题

"组织性"证据,是指证明实施犯罪的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证据材料.实务中,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存在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犯罪的组织性"是"组织性"必要构成,明确"组织性"证据收集的途径和具体规格,同时加强警、检协作和追逃力度.     

论正当防卫的刑法价值选择

刑法价值选择是构筑刑法的基本理论,刑法实现其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两大功能,所采用的手段是实施刑罚制裁犯罪。但刑罚制裁手段的不足与缺陷,是滞后性与消极性。出于对效率的选择,正当防卫弥补了刑罚适用的真空,反映了对功利价值的选择。但是单纯从功利出发的“无过当防卫”无法体现刑法价值公正与功利、事理与情理的统一,无法真正实现刑法机能。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犯罪态势与刑法改革中的“重刑”与“强化防卫”仍是功利主义的选择;刑法的价值——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刑法价值未获充分体现,在刑法适用方面,如何防治犯罪,实现刑法价值仍当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