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考

清前期,清政府将大量流人遣戍东北地区,以充实根本之地。但流人在东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学界尚有争议。其中,流人的数量无疑是一个极富价值的参考坐标。因此,为准确认知清前期东北边疆开发情况,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等馆藏清代满文档案,对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的记载,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应清前期东北边疆的开发情况。考证发现,流人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盛京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则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流人将其所负载的内地先进文化传播于东北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地与边疆联系的纽带,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发活动促使清前期东北地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因此,流人即使不能成为两地开发的主力,但其先驱者的作用是确凿无疑的。     

清代流人的地理分布及其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以吉林地区为视角

在以柳条边"封禁"和"军府制"管理机制为主导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清代吉林地区流人的地理分布大体分为三个系统.这些流人吟诗著文、保卫边疆、开发土地、发展贸易,积极参与吉林的文化建设事业,与当地各民族一起为开发和建设吉林贡献了力量.流人在吉林的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儒学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今天,发掘利用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中,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流人的辽河诗

有清一代,出于禁锢思想,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大批中原名士和江南士人流放到东北地区,其夜宿辽河古城或晓渡辽水,都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成就许多吟咏辽河的诗作,为我们今天了解当年的辽河风貌和流人面对辽河所表达出的情感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些流人,不仅为东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风俗的改变、民族的团结与边疆的保卫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给各个地方留下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印迹.他们有关辽河的诗作正可说明这一问题.     

儒学影响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伦理思想

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儒学遂开始了在我国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大兴教育,力倡儒学,以伦理为本的儒学对贵州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形成文化认同。贵州少数民族对儒学伦理观的吸收,注重"忠孝""五伦"等思想观念,是在自身民族文化基础上主动吸收,形成了文化的有机融合。     

明成祖经营贵州述论

明成祖为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经营,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政治上注意稳定政局,因俗而治;经济上实行减免税收、发展生产等民族政策;军事上剿抚并用,抚谕为先;文化上发展儒学,兴办教育。明成祖这些政策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贵州地区的发展。     

辛亥革命在东北

辛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东北的活动辛亥革命前,东北三省是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异常严重的地区.从甲午战争,到沙俄入侵,到日俄战争,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争夺日益加紧.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对内加紧压榨,对外一再屈膝.到一九○五年,东北实际上成了日俄分割的半殖民地.一九○七年,清廷派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在东北搞假"维新"、伪"立宪"."借维新之名,行苛政之实",积弊未除而捐税     

和谐文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发展选择——旅游作为一种发展的视角和模式

在全球化引发的文化趋同化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传承、民众身份认同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维护的重要问题。和谐文化理念具体到民族文化发展语境中所指的是：强调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和谐共生，以及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发展理念。民族文化的特质以及旅游所兼具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旅游是和谐文化指引下，民族文化在发展中寻求保护、在利用中实现传承的一种现实可行的发展模式。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清代东北流人问题研究评析

东北流人在清代特别是清前期东北的开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其为罪人等因,并未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流人研究自上世纪20年代被研究者关注,并在流放制度、文化流人与流人文化、流人社会和流人开发东北贡献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概念内涵理解不同、较少关注下层流人和档案文献利用不足等问题,影响了流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试论清代八旗的翻译科考试

翻译科考试是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朝统治者加强其政治文化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同时也是清统治者借此保持和维护满蒙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并进而积极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的政策之一。翻译科考试采取了历代科举考试的基本规制,其考试内容和取录方式也一仍其旧,在科举考试的某些方面,则根据八旗翻译科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改革。     

清代齐齐哈尔文化流人三次重大集结略论

有清一代,伴随清廷流人政策的调整,发遣齐齐哈尔的流人在康末雍初、乾末嘉初、同末光初等几个历史时期,呈现相对集中的态势。因其所处地域、环境、待遇的趋同,一定程度导致文化流人行为、心态均具备较强的向心力,由此形成了文化流人的集结活动。依据史志资料,就齐齐哈尔文化流人在齐齐哈尔的三次集结进行梳理总结,以揭示齐齐哈尔文化发展走向。     

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状态。蒙古族、汉族、藏族在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满族)则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民族关系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问题复杂性大幅度提高。第二,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第三,满蒙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处理满蒙关系问题的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和完备。第四,清朝政府有效调整了满汉关系,使之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并进一步完善了对汉族的政策措施。第五,妥善处理满藏关系,不断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     

清初流徙东北考

清廷在乾隆朝之前的近百年间曾源源不断将大批人犯流徙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满清初长时间被用作流放地,主要是由清初期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流放政策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条例的方式确立,而条例的变化多体现在流放地点的改变上。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清朝人才选拔的民族政策研究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满族统治阶层一直认为民族政策是治国安边之道。因此,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尤其是人才选拔方面,一直十分重视落实民族政策。本文通过梳理与解析清朝人才选拔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措施,试图对其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清代满(洲)族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的变迁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满族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她崛起于一隅之东北僻壤,进而武力定天下,在全国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奋力开拓,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国家,把中国推进到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颠峰———康乾盛世。满族发挥历史的主动精神,以其民族活力,创造性地改变中国、发展中国,以文化中国。终因种种历史的局限,满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随着清朝的亡国,满族的统治亦告终结。鉴于此,我们应给予满族应有的历史地位。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