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师夷制夷"与辛亥革命

近代以来,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在"师夷"方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内容更加丰富,仿照欧美模式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辛亥革命在"制夷"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时地暴露出来.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若要取得胜利,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新闻学"的引入与新闻学的创立

"新闻学"是和制汉语词汇,由梁启超首先借用.日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译著和专著,为不同视角的中国读者所译介,"新闻学"只是 journalism 的一个中文译名,由于业界与学界的共同选择.最终流行开来.journalism 最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译名应为"报学".新闻学是移植之学,作为中国近代新学之一种.它汇入了戊戌至五四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成立吏.新闻学的移植过程也含有转换的因素,特别是它与政治学的非常关系,使它一开始就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中国新闻学在创立期的学科依附性程度,与当时的先进国家是类似的.受制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如史学传统)与近代的转型压力(启蒙与救亡),新闻学具有中国特色几乎是必然的.     

文化问题与"文化学"建构的本土需求

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背景下,受西学启示,部分中国学人致力于"文化学"的建构.20世纪以来对于本土文化问题的广泛关注,提供了"文化学"理论在中国的独特的社会需求,导致"文化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文明边缘、学术文化落后的国家获得特别的发展,与其在西方学术界的景况相比,甚至十分超前.这一学科在中国,发轫于20世纪初开始的中西文化冲突;1930年代的文化论战对它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推动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和争鸣;建构者关于"文化学"学理的阐述,与思想界的文化论争紧密联系,学科的建构实际上以论证各自的文化观为基本目的.这一学科建构过程,反映了中国学人通过"文化学"学科的建构来"准确"认识自身文化价值的期望,和把握文明认知和自我定位的理论工具的需要.总的来说,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的派生.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论杰拉德·维兹诺的"后印第安"文学世界

美国本土裔作家杰拉德·维兹诺坚持传扬本土裔部族传统文学与文化,他从多个角度不断对由白人殖民者所发明并被主流文化所误用的所谓"印第安"身份进行解构与重构,打破人们对印第安人固有的偏见和错误印象,提出"后印第安"的概念,以之重新建构本土裔民族身份,并将之付诸自己的多种文学实践,通过体裁多样、数量庞大的作品,力图真实客观地描写当前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和思想状况。在其文学与文化实践中,多部作品相互呼应,构建起了一个"后印第安"文学世界,其中展现出的各种创新思想与技法极大地丰富了整个美国印第安文学宝库,也为我们解决某些存在争议的历史、民族、身份、政治等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思考方向。     

"双重中国认知"的演绎经纬与事实定位 ——对近代日本来华知识人"中国体验"的再观察

在近代日本知识人来华考察的过程中,塑造于古代经典的中国形象与近代现实社会所感受的中国形象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参与建构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以日本知识人的中国游记为对象,探讨幕末至昭和初期以知识人为主体的日本人的来华体验,进而考察其来华过程中的感性因素在建构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个人体验与时代状况的差异,幕府末期至昭和初期,日本来华知识人的中国认知大致呈现出五种表现形态.对各种形态的认知做出历史还原和事实定位,对于准确把握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后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前后的知识女性

"五四"前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知识女性迅速崛起,并不断的发展壮大,这不但形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而且还对中国的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美软实力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影响比较——以"和谐世界"和"民主联盟"为中心

"和谐世界"与"民主联盟"是中美两国新近提出的外交理念.在东南亚,虽然大部分国家不清楚"和谐世界"的内涵,但却认可中国以"和谐世界"为目标所采取的举动,这无疑有助于逐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担忧.而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虽然相对下降,但是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应该在互动交流中让东南亚国家充分理解中国"和谐世界"的自我定位、内涵与本质,共同促进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     

“现实主义的匮乏”:甲午前夕中国读书人的阅读生活

历史研究常聚焦国家大事而忽略人生常态。运用"阅读史"的方法,可以描绘出甲午前夕以孙宝瑄、皮锡瑞、刘大鹏、张棡为代表的中国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不变状态",试以回答一个"否定式的提问":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没有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发生?通过对他们日记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读书人的社会世界,主要落于"前人世界",缺乏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建立于"共同世界"基础之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近代中国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思想转型,则与"共同世界"的扩张紧密相关。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