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片叙事反映了何种在地文化?——从"二元对立"的故事原型谈起

武侠片之故事原型不脱"以武犯禁"的基调.从姓、朝廷、恶棍等四方进行的.就侠客与百姓的互动来看,彰显出强者(保护者)、弱者(被保护者)的体系.而侠客和恶棍之间,则是正与邪、磊落与阴险、公义与私利的二元对立关系.华人的侠客梦里,虽然允许"以武犯禁";但犯禁之时,仍得以"礼教"为前提一如臣子不能逾矩、女性不能失节……等,均指向了"武侠片"的在地(儒家)文化意涵.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王国内各阶层人士中充满了"遗民"情怀,思念、效忠明王朝而排斥、鄙夷清王朝.朝鲜人的"遗民"情怀主要表现在尊明图报、攘清斥夷和黍离之悲等三个方面.朝鲜人产生"遗民"情怀的原因,除了儒家尊攘观念之外,主要还在于明朝对朝鲜的"大造"、"再造"、"东援"等"三大恩"情.朝鲜人尊明反清的"遗民"情怀直接导致了17世纪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瓦解.     

清代越界朝鲜人编入华籍之争与中国国籍法的制定

清朝对犯禁流移至东北的朝鲜边民采取怀柔政策 ,令其编入华籍 ,开发东北边境。日帝为达到利用朝鲜人侵略东北的目的 ,横加干涉 ,不予承认。清朝加快制定国籍法 ,以加强对日斗争的力度     

甲骨文中的"我"

甲骨文中,"我"有三种含义,第一人称自称;适宜;人、地、族名的同一."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我"向商王纳贡称臣,服务于商王室,参与王室活动.对"我"考察,有助于了解诸侯与商王朝关系.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几点思考

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支撑,构建了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中国译学宏观理论.但该理论在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译者如何实现"主导作用"、以及译品评介标准和"最佳翻译"的论述上,还有值得探讨商榷的地方.     

"歌曲译配"与"歌曲翻译"辨

"歌曲译配"与"歌曲翻译"是一对易混的词,目前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尚缺乏严格界定与辨析.其实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歌曲翻译"是通称,而"歌曲译配"是专称;"歌曲译配"的内涵在于翻译歌词,并使之配上原曲.     

杜鲁门拒蒋"出兵"缘由初探

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为了避免美苏、美中冲突及其扩大化,防止台湾"陷落"以及盟国分裂,加上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的作用,故而拒绝蒋介石"出兵"朝鲜的请求.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     

好"诗"与坏"译"--评Kenneth Rexroth的英译宋词《钗头凤》

饯钟书在诗歌翻译评论中曾提到好"诗"与坏"译"这一现象.他说"好'诗'是指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是,从原诗的复制角度来说,它又终不免是坏'译'."本文以美国现代诗人Kenneth Rexrorh的英译宋词《钗头凤》为例,将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以探讨"好'诗'坏'译'现象的成因.     

同年关系与北宋"庆历同年党"事件

"庆历同年党"事件是宋仁宗庆历初的宰相吕夷简为排击政敌宋庠等人而精心策划的一起"莫须有"的朋党事件.吕夷简利用了宋庠等人密切的同年关系及仁宗对朋党行为的忌讳心理,将宋庠与几位同年的私交关系指为朋比结党,从而以同年结党的名义将他们逐出朝廷.     

"文学"译名的诞生

近代用于指语言艺术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首先是在西方生成、定型并得以广泛使用的.1840年代以后,在中国士人和西方传教士绍介西方的文献中出现的"文学"用例,虽然已具有近代意味,但仍主要立足古典义层面.直到1870年代初,日本学者西周以中国古典词"文学"与 LJiterature 对译,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术语才开始在汉语世界中出现.此后,伴随辞典编纂、文学史著作编写以及近代日本大学"文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文学"新词的内涵逐渐定型并得到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文学"与 Literature之间确立对译关系,"文学"观念实现近代转换.     

始终坚守一种"完整的理性主义"--辨析理性、理智及其他

西方现代的"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Irrationalismus)以及"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Antirationalismus)究竟"非"以及"反"的是什么?中文的"理性"一般是对译譬如英文的reason,德文的Vernunft.而reason,以及rationalism(理性主义)可以看作是导源于拉丁语ratio,进一步ratio又是对希腊术语dianoia(理智、或知性、或悟性)或logos(比量的理性、或"逻各斯")的移译,"理智",我们却又同时用它来翻译understanding(英)和Verstand(德),以及intellect/intellection(英)和Intellekt(德),而后面三个词都出自于拉丁术语intellectus,进一步,intellectus却是与希腊术语noeesis(理性)或nous(现量的理性、或"奴斯")相应.甚至德文亦是用Verstand对译intellectus,而用Vernunft对译ratio.于是我们发现,倘若未经澄清这所有术语使用的混乱,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清楚、正确地回答上述问题的.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正在于此.     

论"死译"与"活译"--以维吾尔谚语的汉译为例

维吾尔谚语的语义结构灵活、独特,用词炼句巧妙、精当,审美情趣和修辞逻辑独具特色.翻译时,只为保留形式而词当句对地翻译,往往或只能译出谚语的表层义,或囿于译语规范而造成死译.若想译对、译好,就要研究、掌握两种语言在语义结构、表达方式、逻辑思维、修辞特征、形象美感等方面的异同,以"信"为本,兼顾"达、雅",灵活处理形貌,再现原谚词句的深层义.     

从译意到译音——"福娃"翻译手法变因的多维视角探析

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与语言本身有关,还与两语的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有关.由"福娃"的改译而引发对新词或是词汇空缺词翻译的思考,简要地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对其作出剖析.通过对译音和译意策略的研究,试图从中发现一些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律.     

20世纪末中国朝鲜族小说的"寻根意识"研究

民族"寻根意识"是20世纪末中国朝鲜族小说最明显的意识倾向之一.本文通过朝鲜族小说描写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风俗习惯等,分析了朝鲜族小说所表现的民族"寻根意识".     

论福泽谕吉对巨文岛事件的认识

巨文岛事件发生前,面对英俄在东北亚的争夺,福泽谕吉在对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表现出危机感的同时,将朝鲜喻为夹在日本和外国间之"蒲团"。事后,他认为朝鲜应"联英防俄",将俄国看作是朝鲜、中国以及日本的最大威胁。并且,他还认为朝鲜的灭亡难以避免,表达了为了朝鲜人民可以"祝贺朝鲜之灭亡"的观点。     

论福泽谕吉对金玉均被害事件的认识

福泽谕吉与金玉均早有接触,并对金氏所主导的开化运动提供过支持,因此当金氏因甲申政变失败亡日时福泽对其提供了帮助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情.金玉均被害事件发生后,对该事件福泽从最初推测为中朝所共谋转变为认定为朝鲜所为,同时以国际惯例为辞,对中朝两国对该事件的处理方法表现出不满.并且,福泽又将对该事件的评论延伸到了日本对朝、对华政策上,建议日本政府制定朝鲜政略与中国政略,并依此处理与中朝之间的事务.福泽对该事件的评论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事件与日本出兵朝鲜以及进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无实质上的关联.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浅谈"双关语"的可译性

试译两例被视为"不可译"的双关语,旨在希望译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