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考证司马迁的出生地

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对其出生地交代得很清楚,只因为后人对少梁、夏阳、龙门等古地名的具体所在和所指认识不同,才产生了对司马迁的出生地有种种说法。如:山陕之争的河津说和韩城说;在韩城境内的五种说法是华池、高门、芝川镇、夏阳城内和龙门砦等。     

司马迁的经济地理分区——《史记、货殖列传》读后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能写出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除了有广博的历史、文学知识以外,与他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二十岁即从长安开始壮游天下,先到江淮一带,然后又到会稽,后又北上齐鲁,南转徐州,西经大梁(今开封),再回到长     

论司马迁的爱国主义思想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是我国古代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部总结我国民族数千年历史沿革与发展的通史,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思想。     

《史记》三家注韩城地名正误

通读《史记》时,我好奇地将司马迁记载韩城的六十处地名及三家注释摘录出来,在分析比较和实地考察后,发现三家注不仅说法不一,而且有些地方把方位、里程、时间等弄错了,有必要提出研究。     

探骊得珠,后来居上--《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评介

古往今来 ,《史记》研究成果之多 ,可谓汗牛充栋。以个人所见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 )义理方面 ,对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撰写目的进行探讨。 (二 )考据方面 ,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时代背景、书名变化、史料来源、编纂体例、版本情况以及若干专题进行考证。 (三 )辞章方面 ,对《史记》的文学意趣进行赏析。这三个方面对推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长期以来 ,研究者各执一端 ,往往妨碍了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深入研究。为此 ,我主张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应兼…     

司马迁出生在今山西河津县说

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出生在何地? 《太史公自序》明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那么,龙门在何处?究竟在现在的陕西韩城县境内,还是在现在山西河津县境内?需要作一番分析。一、历史上的龙门是指现今的山西河津县。     

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辨——读《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出身布衣匹夫的“货殖”家立了《货殖列传》,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站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上,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如果我们去掉“崇势利而羞贫贱”的贬意,可以看到“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表现了司马迁卓然于群的经济眼光和进步的历史思想,所以我认为班固所说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是不恰当的,应该加以肯定。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划了许多人物,尤其是悲剧式的英雄形象,体现出司马迁的生死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立名者,行之极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建立功业,扬名后世,是司马迁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其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     

荀况“法后王”考辨

在先秦诸子中,荀况是第一个提出要“法后王”的。但是荀况的所谓“后王”究竟指的是谁?由于他没有给以明确的回答,所以历来争论很大。司马迁在谈到“法后王”时认为:“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唐人杨倞根据司马迁的“近己”之说,把“后王”解为“近时之王”(《非相》杨注)或“当今之王”(《不苟》杨注)。此后,虽然有人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有表示异议的。清人刘台拱就认为:“后王谓文、武也,杨注非。”(《荀子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迄今为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其不朽之作《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本文从司马迁对商业都市经济的描绘及其重商观念、财富观念、流通观念、经营理论、货币理论等方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度阐析。     

论司马迁文化思想的特点

<正> (一)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旨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史记》不单是一部记载事实的史书,而且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这是世所公认的,梁启超称之为"超史的目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写他的哲学","是和儒、道、墨、法诸家著作同等的系统哲学".但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体倾向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倾向于道家.班固父子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桓谭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再谈《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问题

<正> 《青海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了袁伯诚先生的《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一文。这篇文章对我的《司马迁生卒年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一文中有关《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和司马迁的卒年提出质疑。读了之后,对我虽有启发,但觉得一些主要问题仍有商榷的必要。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

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贷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按照精细化管理要求，做好年鉴编纂工作

由局年鉴编纂编委会领导下编写的《韩城矿务局年鉴》(2005年卷、2006年卷)在2006年、2007年相继获得全国年鉴编校质量评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