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的经济学发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商业文化具有经济资源性质、商品特征 ,是对商业的文化投资 ,是生产力的表现。商业文化可以降低经济成本 ,是商业的一种集约式的发展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

在一定程度上,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取决于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发展。伴随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由文化史研究向社会史及人地关系研究的转型,急需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探索。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借鉴和吸收欧洲平面发掘法的优点,改进了探方发掘法;注重考古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提高了考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构建田野考古数据库,实现了考古资料录入与管理的电子化。这些新的尝试,对于全面推动吉林省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与变迁防御层次

研究表明,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生物性差别不大,但文化却相去甚远。显然,文化变迁是一个始终伴随人类的恒常运动,文化变迁研究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化变迁的动力与变迁层次是众多学者所关心的,但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始于宗教信仰,其文化变迁梯度与变迁防御层次表现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这种适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变迁和防御层次,使我们了解到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变迁的规律性,验证了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决定论”。     

档案文化价值发掘和传播的优化路径

档案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所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在世界史上更具较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直接体现和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对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需要。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对档案文化价值发掘和传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档案文化价值发掘和传播途径创新,加深档案产品的开发,能够更好的体现和发挥出档案文化的价值,更有利于文化传承。     

"同心圆说"与"荷花说"的分歧:"企业文化层次论"之争

本文对近年来我国有关企业文化层次论的争论进行了学术对话,指出“同心圆说”与“荷花说”是两种有根本分歧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同心圆说”认定精神文化层次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灵魂,由内向外辐射、渗透,起着统概全局的作用;而“荷花说”不同意将概念形态的价值观(标榜价值观)和心理形态的价值观(共享价值观)混为一谈,认为“同心圆说”所说的精神文化中只有共享价值观部分才能发挥文化威力,而企业推崇的标榜价值观并不一定起作用,除非它经过企业成功经营证明是有效的,才可以转化为共享价值观。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不仅需要内修外显的功夫,尤其需要外炼内省的功夫,而这只有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生存指南,使企业倡导的概念价值观适应竞争环境的需要,不断指引员工为企业经营带来实际成果,才能真正奏效。     

从文化的层次解析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

口语、文字(书写系统)和高级宗教分别代表了古代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东南亚可考的语言主要分属南岛语系、南亚语系与汉藏语系。古代东南亚的文字主要有汉字、婆罗米字母和阿拉伯字母三大系统。与汉字相伴的是来自中国的儒学和汉传佛教;与婆罗米字母相伴的是源于南亚的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密宗和婆罗门-印度教;与阿拉伯字母相伴的则是伊斯兰教。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将自己多元的基层文化与多种外来较高层次的文化有机地结合。     

关于企业文化层次的研究

本文首先对学术界关乎企业文化层次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企业文化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企业文化层次理论一“三位一体”模型,并阐述了其逻辑结构和运行机制.本文指出,企业文化各层次之间既有一体化的内在要求,也存在差异和分化趋势,因此需要企业主动实施企业文化管理,尽可能消除企业文化各层次之间的分化趋势,最大限度保证企业文化功能的发挥.     

关于亚洲法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模型——安田信之的开发法学论与法文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面临着诸多前所未遇的社会问题。其中很多现象和问题需要从法文化的角度来给予必要的归纳和解释。尤其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各国，旧有的法文化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已日益突出，这就更需要尽快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以开发法学的代表人物安田信之教授的学说为例，对于亚洲法文化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和认识方法作了简单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作者自身的理解和观点。     

论哲学形态的功能、层次及其划分——兼论中、西、马哲的共同繁荣

确立哲学形态的功能、层次及其划分标准,是进行哲学评价和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前提条件.但由于国内哲学界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哲学形态最高层次的划分,从而导致在哲学评价上深受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思维模式甚至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很难在整体上对世界哲学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笔者力图在对哲学形态的基本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确定哲学的基本形态,并对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进行分析,建立哲学划分的7级阶元系统,进而探讨中、西、马哲共同繁荣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     

论中华法文化多元一体

中华法文化是中华民族法律方面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国际等诸因素的合力下,中华法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化之特征。中华法文化的多元化体现在民族地区法制、法域、民间法、法律主观等方面,其一体化进程是从政治一体化到经济一体化。     

意识形态论域中的若干理论误区透视

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阐释的多语境化使其被赋予了不同含义,当今欧美国家一些理论家所宣扬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必然是虚假意识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论断,在我国一些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要富有成效地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澄清人们思想中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误区。     

论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21世纪全球文化面临转型之际,审视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趋向,文化的价值取向当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价值标准进行文化选择,要涵养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精髓,培养符合国际市场的观念文化,注意文化的时代主体与民族主体相统一,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提升大众文化的人伦意识和审美品位。     

以文化创意积淀文化底蕴

文章根据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体会,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一些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策略。     

论新时期我国法理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演进

新中国法理学三十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法学理论确立、法理学确立和法理学方法与立场三个时期。在法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利用法律、敬畏法律、质疑法律的立场,形成了外在视角、内在视角、超越视角三种研究视角,在法理学的视野中便有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法、作为规范体系的法、作为价值集合的法的划分,这种划分具有正当性,应当成为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论福利国家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方法

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面临很多挑战。比较研究方法应用在对福利国家研究和社会政策实践的分析中,积极推动了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同时,福利国家的研究与实践也反过来促进了比较研究方法的发展。比较研究方法在福利国家研究中有三个重要发展:第一,将国家作为比较分析的单位,依托米尔方法发展了三个比较分析模式。第二,在比较研究方法的框架内发展了对福利国家的初始外部分析和内部分析、进一步的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第三,福利国家比较研究实践并发展了截面研究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和截面的合并分析方法、事件历史分析方法等。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精神生活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特征的培育、影响人的心理、意志、情绪和心境的各种活动的历史,即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史。精神生活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信仰生活、文化生活、礼仪活动、娱乐生活、社会交往活动等五个方面。开展精神生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罗马军队与文化传播

军队是传播罗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对推动行省和边界地区罗马化进程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罗马军队实行的当地征兵的制度,以及罗马士兵与行省当地妇女通婚的习俗促进了罗马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并有利于罗马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当地的传播。在西部行省广泛建立的大量的老兵殖民地对罗马文化的推广以及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贯通中国近现代的主要思潮之一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着层次之分。“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以及晚年康有为的保皇尊孔观点等为代表 ;“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学等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有它的历史限制 ,也有诸多合理因素     

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反文化性”

全球文化工业对世界最大的影响,在于使文化"下沉"为物质基础;因为不断被物化,文化逐渐远离了上层建筑,进而表现出"反文化性"趋向。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不限于提升文化资本的赢利,也不限于推动文化艺术市场化进程,更重要地是去提升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的创意对于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引领作用,使文化产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模式。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同时,在20世纪初,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与当时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