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欲抑制及其心理预防

在犯罪的原因系统中，犯罪人的主观因素是犯罪个体原因之一，而犯罪欲则是一切故意犯罪产生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前提。抑制犯罪欲是犯罪心理预防的根本，要抑制犯罪欲，必须通过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从根本上提高人们控制、纠正自身犯罪欲望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无法有效控制自身犯罪欲望的人，应加强条件预防，从外因上预防犯罪。针对已经违法犯罪的特殊群体，加强有效的特殊预防，减少其对社会反复进行危害的可能性。在大力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的今天，不仅要在理论上探讨罪因，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是把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尽快运用于实践中。采取各种盲棒西闻枉的而防措，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浅议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对于未年年人犯罪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因此，认真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无疑对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现状及防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由走私野生动物的输出国转化为输入国。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共同犯罪逐渐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形式。为有效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要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等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整合森林公安、海关、反洗钱等执法资源，提高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同时还需要加强森林公安与国外相关执法机构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协作，以有效遏制与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当代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及其防控对策分析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不仅数量呈上升趋势,犯罪领域不断扩大,而且其犯罪呈现团伙化、多元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大学生犯罪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复杂,既有来自个体的原因,又有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原因。因此,防范和减少大学生犯罪的对策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其预防应包括加强学校教育,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法制观念,强化家庭教育,同时注重社会预防的功效。     

试论影视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影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影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了当代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和道德观.要有效预防和控制当代青少年犯罪就必须消除影视文化的"负面效应".大力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严格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科学制定<影视文化法>,积极加强影视文化的评论,努力形成"合力效应".     

青少年犯罪的学校原因与预防新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学校中的学生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一大隐患，这和学校教育的失误与失职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学校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应利用学校自身特有的优势和教育者的特殊地位，联合家庭、社会，加强思想道德、法制、青春期教育．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阵地。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出了新情况、新特点.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既有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内部原因,更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外部原因.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必须不断完善家庭教育机制、社会预防机制、心理干预机制、媒体自律机制和司法惩教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形态向高层次发展的客观表现形式,其间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转移。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及城市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增加,致使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流动人口犯罪是经济原因、社会环境原因及文化冲突等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系列自身的特点。基于此,完善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机制和加强流动人口犯罪的惩治机制是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根本选择。     

对当前网络犯罪的伦理思考

在网络犯罪及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产生的伦理原因,并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如何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以预防和减少网络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刑事法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该从根源上入手，加强家庭预防。具体而言，要保持家庭的和谐、稳定，更新家庭教育观念，采取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强化亲情教育，发挥家庭在孩子接触社会过程中的纽带作用。     

我国黑恶势力的罪恶行径与治理

黑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组织或群体。其罪恶行径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重要成员固定,组织严密,有行动准则和残酷“家法”;二是组织人员和规模发展迅速,其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并且插手政界事务;三是手段残忍,滥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四是向经济领域渗透,依靠暴力掠夺,迅速增强实力;五是寻求“保护伞”,黑白勾结愈演愈烈;六是登上政坛,披着“红色长袍“,大干黑恶势力勾当;七是插手基层选举,培植“代言人”,侵蚀镇、村政权;八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加剧,与境内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犯罪日益多样化和严重化。针对我国黑恶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应采取如下治理措施:一是面对现实,加强犯罪研究,搞好社会治安;二是狠抓“严打”,认真进行总结,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三是狠抓“打黑除恶”的防控工作;四是在全社会形成“打黑除恶”的氛围。只有如此,才能有力地维护当前社会的和谐稳定。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本主义刑法观

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刑法不是管控社会而是治理社会的手段。应转变刑法观,以人为本,树立人本主义刑法观。要正确认识犯罪,侧重刑法的价值理性,尊重和保护犯罪人的人权;透视复杂的人性,构造刑法理论;把握刑罚发展趋势,提倡人权防卫的刑罚理念。     

罚金刑功能论

在对刑罚的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罚金刑的功能是:惩罚,对犯罪人的惩戒和谴责;剥夺,对犯罪人的金钱的刑事剥夺;威慑,对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的慑止;鉴别,帮助认识罪与非罪的界限,提高法制观念;安抚,满足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平息犯罪造成的激愤情绪,慰藉精神创伤;鼓励,强化和促进守法者守法和鼓励跟犯罪做斗争;感化,消除犯罪人的敌对情绪,使其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补偿,补偿犯罪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恢复或重申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观念。     

结构功能:黑社会犯罪与我国刑法配置分析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动因的特殊集团犯罪,它以犯罪动因为核心,构筑了犯罪动因、犯罪行为、犯罪安全保护三层级的犯罪结构模式。因此,要控制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社会犯罪,就必须构筑起以抑制犯罪动因为核心的刑法结构功能体系。我国刑事立法已按照社会控制与犯罪对应的要求,建构了自己的结构体系而与黑社会犯罪形成了刺激与反应的互动关系,但这个结构体系尚存在着不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个结构体系进行整合。     

我国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立法新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依照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进程,可将恐怖主义犯罪分为恐怖主义预备罪、恐怖主义行为罪、恐怖主义关联罪;在风险社会下,应转换刑法思维,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机能、综合运用替代性措施、加强横向抑制策略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提供帮助。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

为打击贪污贿赂类犯罪、整顿市场交易秩序、更好地提升跨国公司的信誉与形象，利用案例分析、理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比较分析法学的研究手段，根据国际条约及中外刑事法律对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进行深入剖析。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行贿犯罪具有经济实力、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内因，并受中国法治、权力制度及商业潜规则等方面的外因影响，且具有高发性特点。因此，应当依据公约谋求中国贿赂类刑事法律的改进：完善实体法，明确刑事权利义务；完备程序法，增强司法可操作性。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刑法解释限度:约制与理性化——基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思考

前理解影响着刑法解释,进而影响着刑法解释限度。有效制约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消极影响,发挥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将前理解理性化。社会公众愿望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探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说明性理由,不具备正当化能力;考量公众愿望必须在法律标准的范围内,对公众愿望进行理性、合法的吸纳。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限度产生着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欲控制国家的公共、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过度的扩张,有必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法治的轨道:首先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传统刑法法治———权利话语体系之内,以恒久性的权利话语限制随机性的权力关系;其次要结合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深思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效益性基础上来考虑是否介入政策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选择

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刑事政策进行科学定位是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实现恢复性正义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家与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取代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当代社会刑事政策的最佳选择;以“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替代重刑化的刑事政策是其基本取向。     

和谐社会与刑事立法

“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严罚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刑事立法动向。“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应在世界刑事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在刑法典中增设新的罪名,扩大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提高某些犯罪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