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爱至悲的千古绝唱——《华山畿》爱情意蕴审美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组诗25首，是历来为人们称颂的南朝吴地情歌之杰作。其第一首反映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爱情悲剧，已成千古绝唱。其故事虽然神奇而近乎怪诞，但男女间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执着、矢志不渝的至爱深情，则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华山女子那种视爱胜命、以身殉情的大爱精神，则更是令人荡气回肠、振聋发聩。全诗谐音双关，自然成韵，句式参差，节奏明快，比喻夸张，语朴情真，多用方言，风味独特。其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影响巨大而深远。     

《华山畿》：至爱至悲之千古绝唱——《华山畿》爱情意蕴审美及故事发生地考辨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组诗25首,是历来为人们称颂的南朝吴地情歌之杰作.其第一首反映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爱情悲剧,已成千古绝唱.其故事虽然神奇而近乎怪诞,但男女间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执著、矢志不渝的至爱深情,则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华山女子那种视爱胜命、以身殉情的大爱精神,则更是令人荡气回肠、振聋发聩.<华山畿>故事发生地华山,不在高淳,也不在句容,而具体地点则在当今镇江市丹徒石桥乡华山村.     

论南朝艳情诗女性描写的娱乐化与物化倾向

艳情诗指以华艳辞藻、玩赏心态吟咏女性的诗篇.南朝此类诗作,对汉魏以来传统女性诗歌题材进行了全面的娱乐性改造,也开创了大量新的表现领域.南朝艳情诗的女性叙写,因为失去了伦理教化意味与政治托喻功能,而演变为单纯吟咏美色,体现艳情趣味的娱乐之作.而诗作中泛叙的女性,也因缺乏"人"的个性和情感而沦为物品的聚合体或物化的审美对象.     

论南朝乐府民歌与宫体诗

早在千百年前,人们就这样谈论南朝文学予人的总体印象:“儿女情长,风云气少。”“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虽然人们当时作出这一评价时不无贬意,但却也道出了南朝文学的最大特色。而最足以体现这一特色的,无疑是曾被人视为“谣俗”、“淫哇”的乐府民歌及更为声名狼藉的宫体诗。南朝乐府民歌主要包括吴歌与西曲两大类,(另还有专门祀神的神弦歌)大约五百首左右。吴歌,便是吴地的民歌,流行在长江下游及五湖     

试论南朝宫体诗人“以悲为美”之审美情趣——兼及其心理探源

南朝宫体诗表现出了强烈的审美倾向，即“以悲为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宫体诗乐于以“怨妇”，“弃妇”作为表现对象:其次，宫体诗所着力描摹的是女子的泪眼愁容，哀情怨态:再次，宫体诗所选取的前代女性形象也都是些失宠或者境遇坎坷凄凉的女子。这种审美情趣折射出了宫体诗人独特的心理，即他们抱有的赏玩、男权、宣泄心理。     

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尚武之风在北朝民歌中的表现及影响

北朝时期由于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全社会形成尚武之风,这种风气反映到文学领域,对北朝民歌产生显著影响。首先体现在北朝民歌的主题内容上,北朝民歌中多有热爱骏马宝刀、歌颂英雄豪气、描写游牧风光的作品,其中充满浓郁的尚武气息。其次是对北朝民歌豪放刚健、慷慨壮阔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表现人民疾苦、爱情生活等其他题材的作品中,也同样都弥漫着尚武的印迹与影响,表现出豪壮劲健之气。北朝民歌传入南朝后,为南朝文坛注入清新气息,南朝文人纷纷学习并拟作,从而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唐代边塞诗学习和借鉴。北朝民歌对于其后的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都有潜移默化的、深远恒久的影响,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南朝文人的诗歌由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狭小,多抒写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加上一部分文人特别注重形式,讲求绮丽、用典、对仗、声律,因而,南朝的文人诗歌和辞赋、散文一道,被人们视为“贵族的文学”。其实,这只不过是南朝文人诗歌的一个方面。在南朝,民间歌舞特别兴盛,“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由于南朝民歌婉转、柔媚、妖艳,很适合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因而,南朝的民间歌舞便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流传于朱门紫户的九曲迴廊。受当时民歌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南朝的文人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便不断地从当时的民歌中汲取营养,由此而形成了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民歌培育的女性意识——以昭君歌谣为例

作为体现劳动大众的心理情感和价值倾向的重要文体,民歌成为培育并彰显女性意识的重要平台。昭君是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形象,大量民间歌谣从不同层面刻画了昭君,表达了对昭君的热爱之情,对富有自强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女性的敬重。女性意识在民间得到了充分培育与张扬。     

论南朝吴歌的艺术性

东晋南朝的吴歌大多描写青年男女的感情生活，其中既有男女相恋的欢喜娇嗔之作，也有女子暗恋男子的相思切切，而表现尤多的是女子失恋后的哀伤。东晋南朝时期的吴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吴地地域性特色，集中表现江南边地的意象密集。此外，一部分吴歌的创作明显受到了前代文学的影响。吴歌的产生既是社会风气自发影响的产物，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分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南朝诗歌的“技艺化”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初探

强化言说技术进而遮蔽言说主体,是南朝诗歌"技艺化"的直观表现;"技艺化"的深层意味在于,在士族"话语权"导向下的文化机制中,南朝文人之所以对诗歌创作趋之若骛,主要在其标榜风流、彰显才学、玩赏娱乐等文化技艺功能,而不是传统诗歌感物吟志的抒情功能.     

“民歌亲切地伴随着历史”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它在人民生活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心理、审美情趣和风土人情。民歌是民族音乐的基础，民歌的起源问题也就是音乐的起源问题，是民歌发展史上关键性的第一步。民歌源于何方？一说起源于人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吕氏春秋》说帝尧时代有一位音乐家，他“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有人则错误地归结为统治者个人的作用，“王者功成作乐”（《乐记》）；传说中有皇帝的乐官伶伦，他“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因凤凰系子虚乌有之物，且又说“取竹……而取吹之以黄钟之宫，”而…     

论南朝乐府民歌的多样修辞艺术

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思想内容的表达,自然离不开修辞艺术的烘托,本文将对南朝乐府民歌中比 较典型的修辞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通过分析南朝乐府民歌的经典作品,来探讨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双关、比喻、顶真、叠词、 夸张、用典等修辞手法的使用,其中包括谐音双关语的概念、种类、使用规律,比喻手法的分类和使用规律,顶真手法在《西洲 曲 > 中的体现,夸张手法在《华山畿 > 中的体现等,并综合阐述了这些修辞手法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续)

谢灵运以其模山范水的大量山水诗作完成了由东晋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鲍照的创作为边塞诗和七言乐府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南朝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勃兴的历史时期。而魏晋与北朝的民歌、小说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到南朝的"宫体诗"

古今之人大多因“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论点而诟病陆机 ,指责其导致了南朝轻靡艳丽之文风的盛行。本文通过追溯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 ,到南朝“宫体诗”的产生这一历程 ,直面陆机《文赋》消极的一面。同时 ,努力还历史以真实 ,发掘陆机这一论点于中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论南朝民歌与宫体诗的关系

南朝民歌和宫体诗在南朝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两者并非是孤立的文学现象 ,六朝民歌尤其是其中的吴歌和西曲在深入影响文学风气之时 ,实际上也就孕育了宫体诗。它们为宫体诗的产生和流行创设了社会环境、准备了文学观念和提供了传承内容。因此 ,笔者认为宫体诗作为吴歌、西曲娱乐性和艳情特征肆意发展的产物 ,两者间有着复杂而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