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可能性的新探索──行者近期小说的叙事分析

行者对小说可能性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其创作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文章立足于叙事层面,从叙事观念、叙事目标与策略、叙事语言三个维度透析了他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感把握方式,反逻辑顺序的“追寻／颠覆”式叙事策略和诡谲神秘、弹性十足的叙事语言,力求从叙事层面揭示出行者小说的独特魅力。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     

论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多维意境

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已是耳熟能详，该论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等批判方法探究其诗化叙事特征，具体表现在“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如梦如幻的风景画”“生动隽永的意象”等多维意境，共同构筑起京派乡土小说的诗化叙事空间，进而阐释这一叙事策略背后的文学价值。      

试论《青春之歌》中"小资"成长叙事的策略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和改造成为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具体而言,引路者的“布道”和成长者的“洗礼”仪式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发”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策略;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叙事的“回补”策略。这种成长叙事直接指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主题。     

暴力狂欢下的成长记忆——论叶兆言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

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是一篇非常典型的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小说,作品叙述了戏剧学校大院里的孩子木木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小说巧妙地采用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表现了人性启蒙的叙事主题,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暴力狂欢的美学特点。     

威廉·福克纳的叙事风格

威廉·福克纳是西方文坛的“现代经典”,他因“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叙事独具风格,在视点(主旨)、话语策略、叙事模式等方面特色明显。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论毛纶父子之小说叙事理论

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形成了独到的小说叙事理论。毛氏提出“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明确了历史小说的独特性质;强调“结构”、“关目”,深入分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重视叙事方法,“相反”、“相引”见叙事之妙。毛纶父子总结《三国演义》的叙事经验,推进了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对于小说艺术实践和小说理论批评都具有重要价值。     

论《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与红色青春想像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成长者的“接受”仪式和“洗礼”典礼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生”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机制;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范式的“回补”手段。这种成长叙事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想像与喻证。     

形式探索与传统的复归 ——论马笑泉《银行档案》叙事策略

马笑泉小说《银行档案》,以“档案体”这一新颖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小县城银行29名职工在改革开放后的命运浮沉,小说在文体上具有鲜明的先锋性。叙事策略上,作者舍弃全知视角,采取了留白的外视角,将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法融入到小说叙事当中,从传统艺术技巧发掘先锋的因子,实现了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与叙事上的传统性的有机融合,为中国文学的本土叙事经验先锋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探析《狂人玛依塔》中的叙事人

巴尔加斯.略萨在小说《狂人玛依塔》中勾勒托洛茨基分子玛依塔的传奇一生时设置了26位叙事人,由于“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等种种原因,各叙事人的叙述具有了“不可靠性”和“限知性”;而各叙事人之间相对平等、独立,各自具有一套独特的见解或思想,并共-同服务于玛依塔形象的塑造,在叙事职能上具有了“复调性”。不仅如此,这部作品采用了“小说中又有小说”的结构,使得小说叙事的“不可靠性”、“限知性”和“复调性”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特点。     

“五四”小说与新时期小说叙事视角比较

叙事视角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是小说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考察和检索新时期小说在一个侧面对“五四”小说的继承发展。比较研究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全知叙事，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限制叙事。文章认为，“五四”小说中的全知叙事具有一定的主体性。１９８０年以后小说全知叙事人主体性渐渐强化。与“五四”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相比，新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化、情绪化倾向。文章还得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黑暗深处》的“展示”与“告诉”

“展示”与“告诉”是小说叙事的两种基本形式,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交替出现,搭配使用,形成不同的创作效果。康拉德的著名小说《黑暗深处》在表征主人公库尔茨的野蛮、凶残、贪婪方面,兼用“展示”与“告诉”两种方式,抨击殖民主义的罪恶,表现出作家强烈的正义感;在表征库尔茨的“文明”和“伟大”方面,却故意使用“告诉”的单一叙事,丧失说服力,帝国神话被悄然解构,表现出康拉德高超的叙事策略和思想深度。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针对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复兴”和蓬勃发展这一现象,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表明《活着》不仅主题内涵深邃,而且在叙事策略上,余华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

《故事新编》所创造的跨越时空 ,杂陈古今的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古今杂糅杂陈、寓庄于谐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鲁迅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用反讽、戏仿、虚构荒诞情节等叙事策略 ,完成了对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宏大叙事、既定权威的“解构”     

走出“伤痕”:寻根小说的文体意义

寻根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进中具有浓厚的过渡意义,是新时期小说“文体革命”的先声。这种“过渡”表现在它同其以前小说叙事相比,在叙事性质、对传统小说构成要素的处理、叙事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寻根小说叙事主旨的含混与矛盾,也使其叙事形态显现出与传统的深在牵连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再读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

本文运用现代叙事理论,对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进行了解读,说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的时空变异,挖掘其叙事结构的艺术特点.小说分别采用了“复调”叙述、“陌生化”叙述、“意识流”叙述、“多元”叙事的视角,以透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评述

刘知几《史通》在分析正史“六家”“二体”时,把“为体不纯”的史之杂作为“偏记小说”,并对其进行了类目厘定,这是关于中国古小说第一次明确的类目划分;其所分“十类”,虽然不尽科学,但是体认了“偏记小说”琐碎(?)残,并认识到琐碎(?)残的原因,抓住了唐前小说的体裁特征;从“以叙事为宗”出发,分析了史家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小说“可观”审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这正是唐后小说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