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李阳凤案引起了刑部尚书林俊对世宗以诏废法的强烈抗议,最终,林俊间接因此案被迫辞职自解.但随之而来的由杨廷和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言官抗疏运动扩大了林俊所发起的"诏法之争",对李阳凤案的讨论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对皇帝遵从祖宗法度的守统意识及君主亲贤远佞的道德自觉的争辩上,前者关涉的是长久以来明代司法危机的爆发,后者则是统治危机延伸的结果,这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李阳凤案所引发的诏法之争和其他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都是嘉靖初期君臣政治角力的一种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时政治情势的崭新视角.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大礼议”与明代政治

“大礼议”是发生在明代嘉靖朝的一场有几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政治论争,在明代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世宗以藩王入继而引起的继统继宗问题的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论战双方都在引经据史进行激烈的理论斗争,务求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压倒对方,一方甚至不惜丢官,遭贬,乃至惨死于“廷杖”之下,也要争个高低,一方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竭尽全力,力求以少数胜多数。双方都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积极性。但是公元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大礼议”论争并不像上述表面现象那样简单,而是有着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与深刻的影响。这次论争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危机导致的明朝统治危机的表现。因此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就成     

从同化到自闭——论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因应

厘清湛若水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关系,对把握明代学术史十分重要.湛、王二人虽称好友,但讲学不契,互致批评.阳明逝后,湛若水把批评矛头指向其后学,尔后迫于形势,一改直接批评的做法,向阳明后学发出了"大同"号召,然实质是基于"吾道兼全"的信念企图强人同己,其得不到阳明学者响应几乎是注定的.出于强烈的门户意识,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满怀戒备,不仅本人谢绝参加,还示意门人不可前往.在阳明后学活跃的嘉靖中后期,湛若水的这种因应使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思想学术界的边缘.晚年甘泉频出"撤座"、"闭口"之词,并非他故作矫情,而是他遭遇讲学危机真实心态的反映.     

左顺门事件——大礼议的转折

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对大礼议的研究又是嘉靖朝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在大礼议复杂而又曲折的争论过程中,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的"左顺门事件"显得格外重要,且成为大礼议的转折点.     

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本文对明世宗继位初期新旧势力的议礼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双方议礼观的实质。作者认为,以张璁为首的“大礼新贵”所取得的胜利,为世宗亲自主持进行的、旨在革除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嘉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大礼议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意蕴及其特点

湛若水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随处体认天理"是他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命题,"心无内外"、"心体万物"饱含心学意蕴,且具有合内外、兼知行和贯动静的特点.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