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探析

南宋时期,随着城市贫困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各种社会救助日显活跃。其中,官方救助占主导地位,民间救助属于补充。就救助类型而言,官方主要有预防性救助、补救性救助和补偿性救助三种,民间主要有社区救助和行业救助。在救助内容和方式上,官方救助涉及包括赈饥、救寒、防暑、助医、养老、育幼、救灾、助葬等诸多方面,民间救助则集中于饥寒救助,也涉及行业救助、婚丧救助等。与传统荒政相比,南宋城市的社会救助对象广泛,内容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但就其体制而言还很不成熟,有着诸多历史局限。     

论中国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推进社会救助立法和法律完善,从而实现社会救助管理的法治化,是中国社会救助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文章立足于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提出了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的理论范畴,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分析了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面临的现实环境、发展原则和发展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同时,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要以社会救助的管理法治化为引领和依托,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新格局以及事权责任明晰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此外,在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着力建设社会救助和谐文化,促进社会救助的结构优化,努力打造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升级版。     

宋代政府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

两宋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实施以文治国、儒术治国的政治理念，使得宋代社会救助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政府重视、制度严密、机构完备、设施齐全，它的诸多救助措施对后世，特别是对我们现今社会仍有重要影响。文章主要从救助机构、救助方式、救助程序以及对宋政府实施社会救助的一些思考等方面，探究宋代政府对贫民的社会救助制度，以期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标准构建、就业动机和欺瞒预防——发达国家社会救助的经验及其对上海的意义

本文是一项以文献评述为基础的定性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本文详述了这些国家在社会救助标准构建和调整、平衡救助和就业动机以及欺瞒预防等方面的积极做法和成功经验,并简要地谈论了这些经验对上海的社会救助制度改进的意义,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中立法的空缺、体制的限制、权利意识的淡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系统发展不完善,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落实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加强农民工权利的行政保护力度、重塑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等是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措施。     

论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精准治理体系构建

社会救助精准治理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基于吉尔伯特社会政策分析框架和政策精准性要素,提出了构建社会救助精准治理的要素及路径。进而围绕政策要素分析框架,从国家、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探索了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精准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提出应从国家层面提升农民工社会救助的法治水平,从社会层面提升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意识,从政府层面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格局;在救助对象、救助门槛和救助方式、筹资方式、管理和输送等方面,合理设计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政策框架。     

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我国的社会转型从其直接动因来说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所以转型时期体制因素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影响深刻。作为政府行为的社会救助活动,在我国具体实施和操作中,特别是受到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支付制度、社会参与机制、法律制度结构、社会救助机制本身等一些体制性障碍的制约,严重制约了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顺利实施和全面推进。在分析体制障碍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体制障碍对社会救助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下)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一个聚焦点,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现实中的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以期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     

从《礼记·王制》看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

《礼记·王制》对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涉及到积蓄防灾、养老和残疾人救助等方面。这些有关社会救助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已得到了实施,并对后世传统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上海市残疾人社会救助现状与对策建议

利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从残疾人对社会救助的主要需求和残疾人接受社会救助两个方面,对上海市残疾人基本生存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医疗、康复和生活救助是残疾人最为迫切的需求,存在残疾人低保覆盖面窄、救助水平低和特殊残疾人群体社会救助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上海市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读我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舞赋》

东汉傅毅《舞赋》是我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它用细腻生动的文字、丰富生动的形象阐明了舞蹈艺术的功能,描写了汉代流行的般鼓、长袖舞,记载了民族舞蹈成熟时期的风貌。《舞赋》标志着汉人对舞蹈表情功能和民族形式的自觉探讨,意味着东汉时,我国舞蹈的民族气派真正确立,舞蹈挣脱了政教束缚,走向了独立。     

论汉代的社会保障思想

汉代社会保障内容丰富,以民为本是汉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汉代社会救济思想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可以细分为养恤、安辑、赈济、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仓储后备说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思想。尊老养老不仅是汉代衡量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统治者还将其上升至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极力倡导全体国人执行。"调均"思想包括贫富有差和贫富有度两个方面,立论重点是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民众才会听命于君主。早期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思想初具雏形,开后世宗教慈善之先河。民本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专制统治共存,属于专制思想范畴。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 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 ,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 ,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 ,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 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 ,使国家转危为安。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 ,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 ,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 ,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 ,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影响

由于“大一统”国家形态与中央集权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在与周边国家、部族的直接接触(包括战争及和平交往)中显现的优势,汉代人的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当时人称自己所归属的文化共同体为“大汉”、“皇汉”,在对外关系中又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观念。自汉武帝以后,强国愿望付诸实践,并且深入到范围甚广的社会层面。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对中国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     

论贺长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

贺长龄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他在1846年被清政府斥以“儒而不武,不足以奠严疆也”而免职。实际上,他在贵州巡抚任上,平等处理苗汉民族关系,鼓励苗汉通商。总督云贵时,他正确区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秉公处理回汉民族矛盾,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画赞之文体流变——兼论画赞与题画诗的关系

“赞”在先秦礼制中是各种礼仪的辅助人员,本义为“助也、明也”。汉代有图画人物以行道德教化的风气,发展出像赞等各种赞体文。画赞始以说明为主,渐变为以赞美为主。汉代和魏晋的画赞基本都是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的,诗性并不强。齐梁以后画赞在形式上更加精致化,也开始以抒情为创作目的。唐代的一些画赞不仅生动传神,而且有感兴寄托,已经完全诗化了。宋代各种文体进一步融合,苏轼的画赞打破了文体之间的苑囿,画赞和题画诗难分彼此。虽然后来的画赞极类似题画诗,但并不等于题画诗,我们要尊重古人对文体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