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记学概论》

要说建立“学”,《史记》是最有资格的。张新科 先生的《史记学概论》为我们构架了一个《史记》学的 体系。 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够像《史记》这样有历 史的穿透力,以至于两千年之后还不断有人引用它 的结论;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够像《史记》这样 有极大的魅力,以至于两千年之后每年还要出版成 千上万套以应急需;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书能够像 《史记》这样有如此广阔的覆盖面,以至于文学、历 史、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从 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研究中国史、中亚史、朝 鲜半岛史,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     

浅说《史记》书名

两千年前,在我国汉代产生了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创造的史学硕果。其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究竟作何解释,其后又为何演变为《史记》书名,这引起历代学者的思考与探索,但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笔者想就以上问题,在“网罗天下旧闻”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管窥之见。     

《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刍议

古今中外的《史记》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如何进行有效的整理,为理论研究和"史记学"的发展提供依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在《史记》文学资料索引、汇集评论、典籍整理、书目解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亟需对中外《史记》文学资料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整理,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为《史记》研究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清前《史记》语言文学研究论略

《史记》语言的文学性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成为《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汉魏六朝在对《史记》的叙事、文风等文学特点的评述中已有了对其语言的概括性认识。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大文化语境中,文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来关注《史记》,韩柳"雄深雅健"、"峻洁"的概括代表了文学家对《史记》语言的整体感受。宋代随着文章学的发展,宋人不仅重视文章整体性的起承转合的章法,更深入到句法、字法的探讨。明代,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字、词、名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专著频出,开拓了《史记》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史记》研究领域的新展拓——北京《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述评

1991年5月18日至22日。来自国内42所大专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5家出版社、《光明日报》社、日本爱媛大学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汇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这是继“北京会议”和“西安会议”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兆琦先生、历史系教授杨燕起先生和北     

论《史记》与《通鉴》的会通思想

《史记》与《通鉴》是我国史学上的两座丰碑.二书都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问世之后,即引起重视.历代学者仿效、续补、删节、注释、勘误、评论等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形成了专门之学——《史记》学与《通鉴》学,究其原因,首先是二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在编篡学上的巨大贡献,其次也归功于各具特色的“会通”思想。前者,学术界论述甚多,后者,前人多有忽略,或语焉不详。本文以二书作比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论《史记》对《周易》的范式践履

关于《周易》和《史记》的传承关系,历来论者大多仅在于“通变观”。笔者不揣浅陋,发现《史记》中称引《周易》原文,著录其事其理,化用“经”“传”文辞的地方所在良多;更甚者,无论其宗旨还是体例也无不受《周易》的影响。谨循本溯源,略作探讨如下。 一 就整体而言,《史记》中对先秦典籍和诸家思想没有批判的唯有《周易》,并全面接受了乃父在《论六家要旨》中以《易传》之“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系辞下传》)为评述诸家总纲的方法,在《史记》中把《周易》作为表述思想和评判人事的准则。《史记》中对《周易》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方式。     

《史记》的遭遇

某重点中学开出人文素养类课程,其中“《史记》选读”,莘莘学子,无一选择。同样夭折的,还有《红楼探幽》和《诗词赏析》……《史记》遭遇“0选择”,表面上看,是“高考指挥棒”在作祟,其实,还有一支更深沉的“指挥棒”在“导向”。8年前,18集电视连续剧《司马迁》拍成,为了吸纳广告,编剧、导演找了数十位企业家,然而无一知道“司马迁是何人”,因此也无意掏腰包,弄得《司马迁》差一点胎死腹中。企业家的不知司马迁和学子们的“《史记》0选择”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示范”,对于莘莘学子,难道不是一支更沉沉的“指挥棒”么?但这毕竟是一种…     

论《史记》的小说艺术

<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文学成就.《史记》的史学价值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它的文学成就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并且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但是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是不够确切的.从文学角上来看《史记》中那些成功的,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应当属于早期的中国古典小说范畴.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史记》彭寅翁本校异类例

元代彭寅翁所刊《史记》本为见存两种《史记》三家注本的最早刊本之一,其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安平秋先生云：“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语见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2年）最为扼要中肯;张兴吉先生更以所著《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为之发皇。此本之优劣短长益以明白,殆少幽隐。今以此本与今日通行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校,窃冀能对点校工作稍有“添砖加瓦”之贡献。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