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扬陶抑谢"之"自然"观

陶渊明、谢灵运之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相照、争辉千年.观其接受历程,颉颃当中还存易位,而宋代正是变之关捩.宋前陶、谢接受范型未存轩轾之争,但张力运动中已蓄分庭之势.入宋以来,陶诗更宜宋型文化之孳茂,使得谢灵运降至次要位置.宋代"扬陶抑谢"现象可从"自然"维度进行解读:谢灵运修睦"辞巧"与"才性",而陶渊明融通"辞达"与"平淡",互映"自然"而致谢落陶起.宋代"扬陶抑谢"现象是"世情变文"规律的昭显,世情与文学之变导致陶谢"自然"接受之变.     

避世逸隐之心声——简论古琴曲"归去来辞"的意境

琴曲“归去来辞”或作“归去辞”，是依东晋诗人、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意境创作的古琴曲，意在表现隐士离世隐逸之情和自然闲适之美。要较好地把握曲意，须对陶渊明归隐前后的思想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陶渊明归隐后的思想感情，可以归结为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五个方面，这些都在《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鲜明展现.琴曲“归去来辞”就是试图将陶渊明上述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之心境表现出来。     

心远地自偏

正饮酒(其五)【东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陶渊明五言诗中最能代表其个人思想,也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人在这里展示了向往归复自然,追求完满的生命形态的精神风貌,刻画了运用"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全诗可做三层解读。前四句为一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论菊花的重阳节文化内涵

菊花文化是重阳节的核心内涵,它与重阳节饮菊花酒的民间习俗和佩戴菊花辟邪的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道教的服食长生追求是菊花民俗意义的宗教根源,而陶渊明种菊爱菊则开了后世民间赏菊的先河。陶菊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融入重阳节文化,提升了重阳节的文化品位。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心灵的感召真诚的攀仰——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论陶渊明之人生

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三位文化大师以融会令古、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建树了丰碑.他们的陶学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光耀的硕果.他们从陶渊明那里汲取的生存智慧,并用心灵体悟陶渊明,用生命解读陶渊明.他们对陶渊明人生的解读总结并光大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存智慧,其观点力破尘俗,启人良多.     

独立的艺术语言——花之物语

正爱花之心,自古便有,从屈原的餐花佩兰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从李白的邀花共饮到林通的妻梅鹤子,古人在种植花卉、赞美花卉的过程中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花卉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而成为了带有某种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养花赏花成为清雅之举,雅俗不可相容。明人陈继儒认为"瓶中插花,盆中养石,随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插花这类风雅之事,非性情之人不能得道。人人都期待一场与鲜花的相遇。自然界的表达,延伸着诗意,然而还没有赏够,就已经飘进了记忆里的春天。还有什么办法留住美好的花?——花     

试论陶渊明诗歌语言与魏晋诗风之关系

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历来论者虽多,观点却大致统一,基本都认可其诗纯真自然、平淡清新、明白如话、质朴率真。在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文坛上,陶诗确实别开生面,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要说陶诗的语言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追求辞藻华美的风气相对立,倒也言之偏颇。因为陶诗的语言风格是在当时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而玄言诗其实并不崇尚骈俪辞藻。而与陶渊明基本同时的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年等的确崇尚骈俪,喜欢堆砌辞藻,但他们俩毕竟是挺有名的晚辈,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刘宋初年的元嘉时期。而陶渊明的诗风在晋代已经形成,他在创作上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和颜延年、谢灵运相对立的。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青岛人的“世外桃源”:开发区青石湾天鹅湖森林公园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晋陶渊明在一千多年前就表达了自己向往田园生活的心情。而诗词描绘出的情景对于长期处于钢筋混凝土间的城里人来说,就显得尤为难得。随心所欲的安宁生活自然每个人都向往,但快餐文化下接踵而至的竞争与压力,又似乎让乐活变成了罕见又缥缈的海市蜃楼。现在,随着投资两亿元的青岛经济开发区青石湾现代林业生态观光示范园暨青石湾天鹅湖森林公园奠基,一个青岛人身边的世外桃源终于从梦想照进现实。     

一种生态觉悟:从自然之"附魅"、"祛魅"到"返魅"

全球性的环境灾难对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如果说.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之"附魅",是朴素直观的神性"敬畏".工业文明时期自然之"祛魅".是机械论视野下的遮蔽和断裂,那么,生态文明时代应当积极寻求自然之"返魅",这是人类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重建,是人类为了拯救自然之"沉沦"的命运所进行的生态思考,也是后现代视野下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陶渊明在南北朝时的被误解与被理解

在今人的眼光以及今天通行的文学史中,陶渊明堪称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文学史中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但这种看法只是自唐宋以来对渊明推重的结果,而在陶渊明所生活的晋宋之际以及南北朝时期,陶却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比如,被公认为南北朝文学批评最高成就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与《诗品》,前者于陶渊明则只字未提;后者分汉魏以来诗人为上中下三品,仅置陶渊明于中品,在阮籍、陆机、谢灵运诸人之下,与应璩、郭璞、颜延之等人同列,以致后人对之多有非议。明人闵文振就认为:“其上品十一人,如王     

古典志怪小说的界定与价值

一、珍惜志怪小说这份文学遗产作为古小说的一种类别,志怪小说似乎一直受到歧视或批判,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中说“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列举了他所认为这一类作品之中影响较广的一些代表作。接着他进一步就题材内容有所分类,肯定了“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继而,他说“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实际上,他除了对服食求仙以及因果报应这两类作品给予高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奸臣"与"奸帝":陈瑛与明成祖关系论

古之写史,多善恶备书,目的是以示劝诫,但后世正史的劝诫主要是针对臣下的,对皇帝的恶评基本不见于正史,因此,自古有奸臣之说而无奸帝之说.<明史>将永乐时的左都御史陈瑛列入<奸臣传>,其实这是因为<明史>将成祖之酷当成了陈瑛之罪,忽视了陈瑛之专是成祖统治之术造成的.<明史>论陈瑛为奸臣,是旧史家无法论定成祖之酷杀、专断、恶德,而通过论定陈瑛为奸臣来间接彰显成祖恶政的一种方法.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