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实践思维"与"形上之思"

"实践思维"即"关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形上之思"未分化独立之前作为现代哲学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形上之思"作为现代哲学的理论理解样式,是对形而上学传统思维的超越,是在"解构"逻辑理性中心主义的同时积极建构人类未来意识形式。作为"形上之思"初始阶段的重要思维方式,"实践思维"试图揭示人类的哲学意蕴,认为实践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也就是哲学的本性,因此"类哲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形上之思"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新发展,是对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由"形上之思"作为核心与基础的现代哲学也是古代实体哲学、近代意识哲学的必然性发展。"实践思维"与"形上之思"二者,由于前者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思想,后者则是大陆哲学(主要是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产物,呈现出各自不同特点,从学理上看,实践思维是"从大到小",而形上之思是"从小到大";从合法性上看,实践思维认为哲学就是人学,形上之思则把自身看成哲学的当然样式。     

从"认识兴趣"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

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讨论的中心论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他从准康德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三种认识的先验框架,但这一方案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而后他放弃了对认识论基础重建的尝试,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提出了以语言理解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试图把它作为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一尝试既避开了指责,也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境,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全世界公民共同交往的美好图景.     

论海德格尔的反讽——世界、存在论差异与源始哲学

文本策略与思想主题的反讽模式,贯穿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思想之路。作为一种思想-言说模式的反讽,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文本创作的动力源泉,并促成了其存在之思的源始哲学之展开。在关于现代性社会的理解与对政治世界的判断上,存在之思的困境与失败在于:由反讽结构模式所主导的存在论源始哲学,最终回归到审美主义和主体哲学的范畴。海德格尔的思想困境,深深地植根于反讽性思维-言说模式对普遍主义、公共性社会诉求的排斥。     

论海德格尔的"方言之家"

海德格尔极为重视方言,他不但在方言中寻找着存在之思的来自方言语词的佐证和附释,而且还在存在的层面上,思考了方言的源初发生以及命运在方言中的显现.方言生成于"地带",而此一地带就是作为"之间"的命运.海德格尔认为,命运只有在方言的诗性言说中才能获得本真的呈现,因为方言具有本源的诗性,方言更能诗性地言说,能通过创生形象而庇...     

不可"道"之"道"借言而"悟"之--《庄子》的"不知之知"的"道"

<庄子>中作为本体的"道"是宇宙万物赖以依托的终极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意皆在不言中."道"的存在状态是可以言说的,它以言说作为载体有待而存,我们可以通过言说去体悟"道",以知养不知,不知而后知.     

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

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意识和传统,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缺乏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全体的讨论,这一问题意识在宋明理学中得到较为系统化的体现,而且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家最有哲学创见的地方.随着宋明理学的演进和发展,古代哲学中主客一体、心物不二的认识论基调得到不断的强调,表现为层层递进的理论发展形态.禅宗的心佛不二观和李翱的"复性"论,为宋明理学的认识论提供了理论准备;周敦颐和邵雍是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奠基者,周敦颐由"诚"贯通太极一人极,邵雍因"观物"提出了宋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没有深入探讨;张载和程颢由"大心"而"定性",其"体物"与"体贴"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方法奠定了宋明理学认识论之基本问题框架和讨论方法;程颐和朱熹由"理"而"心",通过讨论"格物"达到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认识论由"心"到"意",突出了对心物不分的讨论和论证,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王畿、刘宗周由"意"到"几",实现了认识论问题中对"心"之困境的最后突破,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极致形态.通过哲学分析,可以看出宋明认识论史上存在着两大中心议题与理论特色:一是从周敦颐提出"诚"为"太极一人极"认识论的中心,到刘宗周重"意"的"诚一意"认识论圆环;二是朱熹、陆王关于"格一物"的认识论圆环.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哲学突破,是在这两个理论路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主义"本土言说的困境与规避——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言说为例

在整个中国现代人文思想史上,"主义"的言说都成为了一种主旋律,在中国现代文论领域尤为明显。但造成"主义"本土言说困境的因由,除表层的文化水土不服、意识形态的挤兑之类外,更有言说者深层的思维方式局限和认识论原则丧失的原因,这使得认知视角的论争让位于意识形态的角力。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民本"到"人本":思想新主题如何可能

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哲学应首先有所作为.哲学的作为首要的是对"以人为本"之"人"的批判.在语言批判中,人为诗意语言所言说;在思想批判中,人成为西方思想的主题,民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题.因人自身在民的思想主题中被遮蔽,现实批判具有现实性.在现实批判中,哲学回答了思想主题从"民本"到"人本"的可能性,但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对过去思想的扬弃中形成的人.     

"诗言志"对汉语诗歌音乐本质的规定--借助现象学方法再论"诗言志"

"诗言志"是对汉语诗歌最基本的规定和描述,其中,"志"可同时训为"记忆"、"止于心上" 、"心之所至".因而"诗言志"具有以下内涵首先,汉语诗歌具有"我思"性,即所谓"在心为志";其次,与"我思"密切相关的,便是"诗言志"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性."志"的三重含义,其实质便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共在,这便是西方哲学中的内在时间形式,这在康德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哲学中得到深入阐述.因此,汉语诗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事实,是歌唱主体对于世界的时间化感知."诗言志"为汉语诗歌的内在音乐本质提供了规定性,同时内在地规定了了汉语诗歌的言说对象、言说方式以及诗歌阅读方式等.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