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宋朝历史编纂学研究述评

宋朝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与时代相融合的历史编纂格局和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史馆制度、官修正史、史书体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今后的研究应该将宋朝历史编纂学的总体特征和编纂特色,以及宋朝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笔谈——延安学与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

2010年5月23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9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在西安举办了＂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成立暨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延安及西安本地的50多名延安文艺研究专家参加了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并就延安文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进行了热烈讨论,本辑刊发的＂笔谈＂,是根据专家们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

延安时代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以延安13年为主体的完整时代.延安时代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事业,积累了治党执政的丰富经验,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占有突出地位.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化延安时代研究,对于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资政育人"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延安文艺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涌向延安.他们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唤起了广大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并为抗战时期的军民提供了丰足的精神食粮.延安文艺始终回荡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以其广阔的历史画卷、深厚的思想内涵为人们从文化角度提供了认识抗日战争的生动材料.     

辞章学新学科建设刍议

研究辞章学的日的在于继承、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建立一门桥梁性的学科;研究汉语辞章学要明确“辞章现象的领域”及其意义,要理解辞章学领域特有的矛盾;我们称辞章学为“广义修辞学”或“大修辞学”,是研究辞章的理论体系及其原则、规律、方法的科学;普通辞章学建立之后,在不断完善它的同时,还要逐步细分,建立它的下位学科“专门辞章学”。     

“延安学研究”笔谈：“鲁迅”在延安——延安学的一个重要论题

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后来郭必选等人对延安学研究作了初步展开,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时至今日,关于延安历史(主要指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的研究,仍然归属在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内,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间发生在延安、并与当时国家政治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有关的历史,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传,中共党史也是无法全部含概的。为此,我们倡导建立“延安学”学科,本刊特将过去开设的“延安时期研究”等栏目和“延安精神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的有关内容整合为新的“延安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延安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搭建平台,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文学文化学视域中的延安文艺研究

延安文艺诞生于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所占据的辉煌地位无论做何评论都是不过分的,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延安文艺研究成功摆脱了长期以来羁押在其上的政治意识形态阴影和浓重的宣传色彩,逐步走向学理化、历史化,学理化使得延安文艺研究不再浮躁,能够沉潜下来,     

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之间

科举学的学科性质是最近几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的发展方向,而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研究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走向开放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     

延安方言与延安文化研究

方言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忠实地记录并蕴含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样,延安方言之中积淀了丰富复杂的延安文化。择其要者,有婚姻文化、丧葬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文化等内容。全面调查和研究延安方言与文化,可以引领延安方言由基础性的描写研究转向高层次的阐释研究;为延安的文化保护和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为建设圣地延安、生态延安、幸福延安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     

论延安市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延安市是全国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市区之一,从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生态环境工程以来,延安市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行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实现了延安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非党干部政策

努力培养和造就干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组织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高度重视非党干部问题,并从加强对非党干部的管理、践行“三三制”、开辟党外人员发表言论的场所等实践方面加强非党干部队伍建设。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延安精神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迪价值

回望延安精神,从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思考,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独特的启迪价值。表现为:延安精神为文化强国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资源,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强国的基质问题,高度凝练了中国文化强国的灵魂内核,深深熔铸了中国文化强国的自觉自信,锻造了中国文化强国的创新基因。     

典型教育：延安时期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一大特色

典型教育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色,党通过树立典型感染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典型教育方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树立典型,注重典型的时代特征;注意发现群众身边的典型,以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积极宣传典型,使之深入人心;典型要监督、教育、自省,使之精神永存;恰当运用反面典型教育群众,起到预防和警觉作用;典型教育必须与党员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结合起来。     

试论古田会议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和1942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党史上两次重大的思想建党活动。这两次活动虽间隔13年,却发生着内在联系。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石。延安整风运动遵循古田会议精神,开展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     

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探析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非常活跃。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数字化的文献信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有必要建设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图书馆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为重点学科和专业研究进行深层次知识服务的先例，对提高图书馆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延安农民持续增收的影响及对策

受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延安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涉油收入、退耕还林补贴收入以及转移支付收入的增收难度普遍加大。但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给延安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带来了政策机遇、培训机遇和创业机遇。抢抓机遇,应对挑战,促进延安农民持续增收拟采取以下对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农业增产增收;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加大后续产业培育力度,降低石油工业一业独大带来的风险;加快城镇建设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减农增收和进城增收两大效果;借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     

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民主法治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在局部执政的13年中,主要在民主宪政、廉政法制、民主司法和经济法制等四个方面加强了民主法治建设,成效卓著。它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论延安时期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延安时期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从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展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和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科学的分析。他在党内首先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并科学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总结,强调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强调党的自身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