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通俗小说抒情言志观的文学背景与时代文化内涵

到清代中叶,个性化的密室创作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写作方式,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通俗小说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对自我表现的强调是清代中叶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与清代中叶文人的境遇和心态有密切的关系,文人小说所抒发的郁结不平之情,同建功立业的迫切感和才华不得施展的无奈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文人小说所言之“志”的用世情怀,是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呈现,也有着深刻的时代文化内涵。     

在"模式化"中生存——评近年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向

模式化是通俗小说意义自成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也是近年来通俗小说的创作特点和风格特征。近年来通俗小说"模式化"特征集中显示在情节格式和人物造型上。就情节格式而言,近年来通俗小说大都是一种"故事化"的叙述类型;模式化在人物塑造上的体现是类型化和扁平型人物形象的出现,类型化和扁平型人物的根本特性是单纯、明确。所有这些都适应了通俗小说大众化、娱乐性的艺术特质与创作功能。     

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洛学兴起、传承时期,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重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有了特定联系。洛学传承大致经历了鼎盛期、衰落期、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而每一阶段的思想精神和理论主张都基本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核心,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作用于通俗小说,导致小说创作倾向嬗变。其具体表现是:一、洛学鼎盛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载"理"倾向;二、洛学中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崇尚封建纲常倾向;三、洛学叛逆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四、洛学复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尚劝戒思想倾向。通俗小说的这些创作倾向一般由小说的题材选取、人物形象、背景情境、情节结构、场面处理等体现出来。描述、说明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可发现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多种语言形态下的台湾日据时期通俗小说创作

日据时期台湾通俗小说的创作语言表现为汉语文言、中文白话和日语等不同的语言形态。这些通俗小说侧重于婚姻、爱情、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层面现象的揭示与描绘,较少正面附和或反抗殖民当局的时局政策。其中,文言通俗小说传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营养两者兼具,日语通俗小说侧重规避政治时局的言情,中文白话通俗小说有着持守汉语与无奈媚日的矛盾性,它们大都具有在日本殖民当局语言暴政压迫下隐性抗争的特点和炎黄文化的本质。     

论明代城市发展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探讨中国城市发展和古代小说的文章陆续出现。城市如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影响通俗小说的创作,甚至成为小说内容的重要元素,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文中着力从明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意识的崛起、出版业的繁荣三个方面探究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从而使明代城市发展与通俗小说的关系得以更加丰富的呈现。     

麦尔维尔创作中的通俗小说手法

随着后现代文艺思潮的盛行,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界限的消失,对麦尔维尔的研究也不再囿于传统的束缚.从麦尔维尔作品中采用的通俗小说手法入手,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作品中采用的讽刺冒险、哥特、城市暴露和言情等通俗小说模式逐一论述.麦尔维尔在创作中吸纳诸多的通俗手法,不只是为了取悦读者,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理念、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从而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与读者的心灵沟通.     

丽人行——从原型视角析琼瑶、亦舒、张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琼瑶、亦舒、张欣是近30年来活跃于两岸三地的言情一J-说家,从原型视角分析这三位女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发现她们的小说创作与大众文化、男权主义的关系,从而探寻通俗小说的发展规律。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网络通俗小说的创作心理探究

网络通俗小说数量众多,分类庞杂,如果侧重创作目的和心理的考察而非仅以文本内容为分类依据,则网络通俗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倾诉创作”、“圈子创作”和“商业创作”。其中,“倾诉创作”是为满足自我心灵需要的半自白性创作,“圈子创作”是为满足人际交流需求的社群性创作、“商业创作”是为满足特定阅读需求换取物质利益的针对性创作。各类创作不同的创作现状、特点、利弊等揭示出各创作群体不同的创作心理,反映出网络冲击对通俗小说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论“80后”写手写作的修辞策略

从现代修辞学视角考察“80后”写作，对“80后”写手的作品的语言特色、人物选择及其成书和售书包装过程等修辞行为的分析，不仅可以有效揭示他们的创作特色、写作动机和写作目的，而且对深入解读“80后”写作事件及其这一事件的当代文化意义等方面，亦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学研究

通过对韩文这个经典的校读,朱熹的文法学研究从对具体的字句篇章之法的分析、总结入手,集中发明了韩文文法“文从字顺”的一面,批驳了《韩集举正》的“好奇”,对于现实中流行的怪奇文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起到了正视听、导后学的作用,为当时及后代的文章写作灌输了平易、“稳当”的文法学思想,并进而建立起“文从字顺”的新文法标准。此外,朱熹所采取的文集校读的文法研究方式,在文法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祜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滑、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英国”奥登还是“美国”奥登？——对艺术的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的辨证思考

奥登移民美国一事曾激起英国文坛的非议,当年的批评者认为他没有担当好诗人的公共责任。但艺术并非是社会状况的简单呼应,奥登对个人艺术自由的坚持,源于他对“艺术无用性”的认识,源于他以“真实”为标准的艺术价值观,他认为写作本身便具有社会政治性。因此,其写作的私人化倾向,不是对诗人责任的抛弃,而是体现公共责任的迂回方式,因为对他本人而言,写作的私人化更有效地达到了艺术真实。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融入毕业论文写作教学,是培养英语高年级学习者创新型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的根本途径。     

卡鲁尔认知理论与功能性写作

从卡鲁尔认知理论出发,重新理解“写”及“功能性写作”概念,经过功能性写作的“传统”策略运用及在交际情境中进行功能性写作教学,最终可达致实用有效的功能性写作能力的实现。同时强调了写的教学不能脱离听说读三大技能的原则。     

“漫与““深愁“总关情——杜甫草堂诗歌的两维世界

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心境相对轻松,有吟咏村居生活和自然风光的诸多诗作,这些诗歌初看是随意抒写、优美从容,但杜甫本心是不安静也不轻松的,其“漫与”之下别有“深愁”,此二者两相矛盾,又共同建构,使杜甫的草堂诗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