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反思——以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为例

后殖民翻译的历史转向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对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历史转向以一己的观点对史实任意取合,夸大西方对伊斯兰翻译史中的权力维度,忽略非权力维度的分析和西阿的正常交流,以至于将西阿关系史化约为纯粹的殖民关系和冲突关系.西阿之间还有很多正面交流,翻译同样起到"共谋"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多维真实的文化交流过程.     

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刍议

伴随着西方文化派翻译理论研究的出现和兴盛，国内翻译研究者也迅速跟上，把研究的视野从文本内转移到文本外，从对语言转换的研究转移到对文化传统的研究。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化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国外的理论研究，我们在积极跟进的同时，必须抱定辩证的批判的态度，盲目的拿来主义显然是有害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应该具有翻译学科本质上的应用性特征，为理论而理论的翻译研究既于翻译实践无益，也于理论发展无用。     

公共利益的维度转向

公共利益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定位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抽象的国家维度与现实的社会维度的统一。但是 ,随着公共利益的国家化进程 ,政府自身利益的追求使公共权力异化严重 ,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 ,侵占了公共利益的社会生成空间。公共利益单向度发展的趋势使公共利益远离现实维度。公共利益的维度转向就是从单向度转为双向度。这种维度转向不是自发完成的 ,依托于公共行政改革。公共行政改革方向的选择是由公共利益生成的历史背景决定的。市场化是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 ,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是法制化与市场化的统一。公共行政改革方向体现公共利益的现实维度转向。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语言学转向视域中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了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从而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但在传统的叙事学研究中(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后者。现在,叙事学是到了该重视空间维度上的研究的时候了。本文指出叙事学在今天面临一个“空间转向”问题,并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分析了“空间转向”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最后,文章还从叙事活动、叙事作品、阅读活动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空间叙事学的问题域,认为空间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宽广的。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质

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饱受争议.既有学者肯定了它将翻译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宏观文化层面,又有学者批判和反思了它的泛文化主义及实践性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以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未能清楚地阐明翻译活动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难证明,“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只有弄清翻译活动中包含的这样三个文化层面,才是完整地抓住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才能全面地把握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意义.     

语言转向: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

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嬗变而言,"语言转向"无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话题,但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该概念的认识却是含糊不清的。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中发生的"语言转向"包括两方面——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二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旨趣上的有着显著区别,语言学意义上的转向重在审美的语言形式,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注重语言活动的文化内涵。     

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述评

本文剖析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发展过程、理据、优势以及不足。     

论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

分析了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指康德与席勒等人将游戏带入理性驾驭之下的"人玩游戏";第二次是指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不受理性支配的"游戏玩人".从人与游戏关系的两次转向中,我们对人的存在和游戏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国外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述评

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及地位转变的原因。文章以欧美国家的福利政策为背景,阐述百年来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历史,并探讨各个时期动态贫困理论的内涵、局限以及相互关系。文章希望通过对不同时期动态贫困理论的梳理,可为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与动态贫困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     

论英汉互译文本中翻译变易的三个层面

变易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译者不得不作语言层面上的变易。语言上的变易有可能对译本的其他三个层面,即语义、风格及语用含义造成影响,这四个层面的变易现象常常会同时体现在一个词或句子上。通过英汉译本中的实例,分析后三个层面上的翻译变易,即语义变易、风格变易和语用变易,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及相应的变易受文化的宏观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高清海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解,开始了改革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尝试,实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开启了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学术化方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认识论问题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即使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实践论和生存论转向之后,认识论转向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知识观光:中国研究的知识伦理框架

中国研究发展至今,研究对象与研究者都出现了自我认识上的困惑。原本各有其所的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出现混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研究遭到的挑战,其巨大的潜能与严肃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某种知识伦理体系的勾勒,以及未来这个体系的开展,与个别研究者在其中位置的界定与迁移,共同赋予研究者一种赖以自我定位的空间意识,使研究者对自己所同意或不同意的知识立场,能掌握某种伦理上的相对关系。本文将知识的性质归纳成三个不同的面向——欧洲中心与中国中心;共时性与历史性;物质性与诠释性——使得在某一个面向看似迥异的知识立场,在其它面向却因为归属于相互接近的位置,出现对话的可能性,并得以一探彼此之究竟。更重要的是知识伦理关系的建立容许研究对象加入对话,这个对话可以由研究对象直接参与,也可以由研究者假想参与,更可以由其它研究者代理参与。这样的无限空间将吸引每一位研究者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反省,丛而使他不会再继续甘愿拘泥在一个特定知识主张之中。     

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翻译理论透视

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发展和构建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语言学理论基础入手,概述了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语言学问题,并讨论了该研究模式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     

论哈贝马斯的规范与价值问题

哈贝马斯从性质、问题域和形态等三个方面严格区分了规范与价值：首先,在性质上,价值是目的性的、逐级的,具有相对约束力和竞争性,而规范是义务性的、二元的,具有绝对约束力和融贯性。其次,它们与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价值与善、好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规范与正义、对和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最后,在形态上,价值只具有观念形态,而规范不仅具有观念形态,而且通过建制化成为制度。哈贝马斯对规范与价值的过度区分有二分法之嫌,受到了普特南等哲学家的批判。哈贝马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表明,规范与价值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基础上不仅需要语言学的转向,而且需要价值论的转向。     

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关于Media ecology的汉译问题

关于“mediaecology”的汉译问题,学界存有争议,或将之翻译成“媒介生态学”,或翻译成“媒介环境学”,概念的不清晰引发了学术研究的混乱。东西方的“mediaecology”虽都秉持了生态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但在研究取向上,是有明显的区别。北美的“mediaecology”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以探讨媒介及由媒介所建构而来的符号环境如何限制人类感受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并由此影响到人类行为为主要研究内容。而媒介生态学属于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两种理论在理论来源、研究方法和学术关怀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应将北美的“mediaecology”汉译成“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原创理论命名为“媒介生态学”,以廓清其学科差异,避免理论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