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伦理人道主义的超然存在

一个幽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一直在东欧徘徊。由M.马尔科维奇和S.斯多雅诺维奇等东欧人所阐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只在理论上有地位,但却是对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的内部挑战。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当作是他们号召实现政府和经济结构民主化的哲学根源。不幸的是,东欧的这些激进派马克思主义者在促使掌权的人们把他们对马克思的解释变成确认的看法时,大部分并没有能起到作用。但是从理论上来看,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除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外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理论方案。     

“超然内阁”风波与民初党争

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擅出走天津,第一届责任内阁由是瓦解。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任命无党无派而又“驯顺如羊”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代理国务总理,并准备由陆组织一个“超然内阁”。围绕继任内阁的组成问题,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形成了临时政府北迁后的第一次党争高潮。剖析这一风波,考察各政党在风波中的表现,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初政局的特点,也有助于理解民初移植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所在。     

“超然主义”:近代日本政治的底流

明治宪法标榜天皇主权与职能性分权,同时以议会代表"国家公义",这从根本上为"超然主义"提供了可能。"超然主义"实为近代日本政治之底流,它并未随藩阀政治的结束而消失。在藩阀政治受挫后,伊藤博文、桂太郎等通过政党实现的只能是相对"超然主义",而且,他们的期待最终被政党所"出卖"。经过大正民主运动,"超然主义"作为政治潜流持续存在,并与政党一样获得发展,当"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被民众质疑和抛弃时,新官僚力倡普选,以民众广泛参政强化天皇权威,同时否定政党组阁的正当性,"超然主义"卷土重来,并显得比明治时代更为"成熟",成功"逆袭"政党政治,它看似基于民意,实则相反,政府超然于民众与议会之外,这也为法西斯独裁专制打下了基础。     

日常秩序与超然知性——浅析涂尔干的现代启示

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上卷序言中曾有如下一段话：哲学的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成人，而不是儿童，有着这种观念的人是无法走出认识论的死胡同的。这些思想在实证主义和先验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进退维谷。这是因为人们把确实存在的、通过实证的方法可以观察到的，由许多人组成的宏观世界和个人的微观世界的进程与发展简化为一种状态以及一种立刻可以完成的认识活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