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

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不仅遍于通都大邑,而且还深入到乡村市镇。万历年间所纂的《歙志》称:“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为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洲、景德诸镇。”除上述大都会外,徽商在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市镇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因此,就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进行考察,是有意义的。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尤其在江南各地,更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作为江南一大都会,更是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本文试就明清时期徽商在南京的商业活动作一简要考察。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在新安画派的形成发展中,徽商起到了重要的"酵母"作用:一是"贾而好儒"的徽商收藏了大批前代的法书名画,为新安画家提供了鉴赏、学习、研究的宝贵艺术资料;二是好客尊士的徽商以优雅的园林、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书画名家蜂拥而来,从而为画友们的聚集、切磋、交流创造了良好的艺术环境;三是腰缠万贯的徽商为画家们周游四方、拓宽胸臆、广交游、会画友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徽商经营的刻书业和制墨业中的版画艺术和墨谱设计,也为新安画家提供了难得的营养。     

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商品粮需求最大的地区,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在利润的刺激下,积极从事粮食的转运、销售活动,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主力军,徽商的经营活动,满足了人民对粮食的需要,稳定了江南的粮价,促进了江南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概述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染指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徼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微州的文化氛围和徼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以及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中可以看出徼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商感恩情怀的探究

16至18世纪，徽商称雄商界长达3个世纪之久，创造了商界的奇迹。他们把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带到了经商实践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贾道和营运型式。以诚实取信于人．多行义举，在其家乡以及聚集的侨居地，实行互济的道义经济等，他们时刻铭记感恩为本，以种德彼此熏陶，为徽文化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徽商的新村建设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崛起的徽商把大量资金回流徽州大地,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村建设活动,在创造徽州古村落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的同时,文化教育也独树一帜。徽州古村落蕴含着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积淀下来的生态学思想、生存智慧与崇文重教风尚,对于今天的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仍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明清时代南京的徽商及其经营文化

本文利用明清文集、笔记及徽州文书提供的徽商史料,研究徽商在南京的活动及其经营文化,进而讨论徽商的“贾道”与“游道”。文章认为:徽商的“贾道”与“游道”相辅相承。其中,特别是园林与徽商经营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与通常所认为的不同,徽商构建园林,并不完全是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或日附庸风雅的文化表达方式）,而是与其经营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

明代中期以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兴起.而徽商恰恰是这一地区人数最多、资本最大、最为活跃的商帮,徽商为长三角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徽商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加速机:徽商的活动催生了一大批市镇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城市的繁荣.第二,徽商是长三角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推动了学术进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繁荣了艺术事业.第三,徽商是长三角社会变迁的助推器.举凡这一地区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级制的被打破、社会风气的变化、商业精神的传承等等,徽商作用甚为显著.     

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的关系为视角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市场伦理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界对当时的商业活动的了解,而且对现实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一文主要通过对徽商结交官府、向政府申诉、子弟入仕的三种维权方式的阐述,对这些维权活动进行分析,讨论其是否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稳定、是否有利于徽商在市场上的长远发展。维权方式是维权意识的一种体现,而维权意识则是现代市场伦理的规范之一。     

从徽州明清建筑看徽商利润的转移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在家乡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富,精心构筑用于个人、宗族以及地方性消费的建筑物。《歙县志》说:“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徽州商人把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建筑,不是少数人的偶然行为。从起迄时间上看,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影响。徽州家谱通过编修活动宣扬了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为徽商的经商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家谱的编修使徽商名垂后代成为可能,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内在追求。家谱的修撰还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凭证,使他们能够通过商籍顺利入仕。在家谱成为徽商发展不可或缺因素的同时,徽商也为家谱的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明清徽州家谱编纂的繁荣。     

从文献资料看明清徽商家庭内的言传身教

本文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言传身教这一基本教育方式方法在明清徽商家庭内的运用进行全面考察.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其注重“正身率下”,注意言教和身教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传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

本文从徽商的商帮结构、文化底蕴、经营方式三方面入手 ,探析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认为“贾儒相通”观念的确立是徽州人现实地走向商旅之途的关键环节 ,明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育及其产生的需求“拉力”为徽商打开了发展空间 ,而徽州和徽商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 ,是徽州商帮迅速扩张壮大的根本原因。     

明清晋商与徽商兴起的原因及其商业伦理

随着明清帝国的建立和地域版图的重新划定,明清的地域文化往往被重塑成一定的原型模式,晋商与徽商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两大比较活跃的商帮势力。二者都受到各自日益朗化的地域文化原型白虎和玄武形象的影响,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商业伦理,成为促进两地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明清商业聚落与城镇社区——以徽商为主的分析

明清城镇社会构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杂居和小聚居”。作为开放的社会空间，城镇无论大小，多数汇集若外来移民。移民依据商业活动中心形成经营和居住为一体的商业区。商业区内又以会馆为中心，形成带有地域背景的商帮聚落。商帮聚落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且各自具有相对封闭性，其社区视野往往为地域背景所限，社会管理和公益事业也多为本帮聚落范围内。商帮各有自己的传统活动区域，其在各城镇的势力有强有弱。在某一商帮占据重要地位的城镇，如征商在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他们的社会职能有时也会突破本帮聚落，涉及整个城市社会。但就总体而言，明请城镇社会为地域商帮社区所分割，尚缺乏内部的有机整合，带有明显的脱胎于乡土社会的痕迹。     

明清士子的科举考试活动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参加科考获取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为了一朝高中,广大士子从蒙童时期就开始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习方式枯燥,学习备考内容以儒家经典和时文坊刻为主。入闱考试是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的关键时刻,不仅要经历赶考的行程之苦,入场还要经受搜身之辱,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诸多艰辛。考试结束中式士子的欣喜与落第者的悲怆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科举考试对士子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