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曾国藩典衣买书

大清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的藏书多达30多万卷,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在这30余万卷藏书中,一部叫《二十三史》的书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是曾国藩进京考试返乡途中典衣买回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一举及第,成了举人。次年,曾国藩参加会试,不幸落第,便寓居京师的长沙郡馆读书,想来年参加“恩科”殿试。次年,曾国藩参加了“恩科”殿试,然而,又名落孙山。他只好离开京城,于是决定沿大运河南下,绕道扬州、金陵,再回湖南老家。曾国藩举债赴考,身上盘缠所剩无几。在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     

论刘向校书

刘向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文献学家,亦是我国官府主持校书的初祖。他校书的经验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校勘工作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一、刘向校书时的条件刘向校书以前,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对古书的校理。春秋末期孔子曾校理删整《六经》,开私人校书之始;至西汉高帝时,张良、韩信曾校理兵书“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1)武帝时,军政杨仆亦曾“捃摭遗逸,纪奏《兵录》。”(2)然两次兵书之校理皆未完备。私人校理,规模小,集书未备,成效不大,影响未深。这说明当时校书条件尚不成熟。而真正具备成熟的校书条件,则是从汉成帝时刘向代表官府大规模进行校书开始的。当时具备了哪些成熟的校书条件?归     

曾国藩思想杂论

<正> 曾国藩字涤生(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严格地说来,他不是思想家。他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答刘孟容书》、《书<学案小识>后》和《顺性命之理论》诸篇;一些片断的论述,则散见于书信和日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贯彻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使他成为顽固的封建卫道者,镇压太平军和捻党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虚伪的道德修养,在解放前的长时期里,也着实迷惑过不少的人。     

冯桂芬思想浅析

晚清政论家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生于一八○九年(嘉庆十四年),死于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江苏吴县人。其家庭到他那一代是个千亩地主。他自幼聪明好学,“于书无所不观,未达时即以文名。”①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中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得潘世恩太傅推荐,经五年,升至詹事府右中允,又过三年,请假归里,没再回京。五十岁以后,在苏州、扬州等地讲学立说,直至六十五岁逝世,写下了《校邠庐抗议》、《显志堂稿》,以及说文、天文、数学等各类著作。他本是林则徐的学生,深得林的赏识,被嘉许为“一时无两”,但也曾充任李鸿章的幕僚,受到曾国藩的召请和推荐。他在他生活的时代、地区、阶级地位、学界所读、官场所遇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     

似花还似非花——曾国藩文献与曾国藩研究

曾国藩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曾氏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之间、艺术成就与历史影响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他的家书、奏稿、批牍、日记，也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研究曾国藩其人其文，应先解决“有什么”的问题，这样在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时才有切实的基础。     

曾国藩督导子弟之道探微

曾国藩督导子弟之道探微曹正善《曾国藩家书》曾对中国近代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１８７９年至１９４９年的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原名《曾文正公家书＞）一直是读书人必读的书。毛泽东１９１７年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①《曾国藩家书》包含了仰事父母、...     

曾国藩不知民族大义?——与刘乐扬先生商榷

刘乐扬先生在《略谈曾国藩的历史功罪与学术地位》一文中(见《江海学刊》 1987年第4期,下简称刘文),对曾国藩的历史功罪与学术作了全面的评价,给我们很大启示。但刘文的某些论点,笔者不敢苟同。特作此文,就正于刘先生及史学界的专家学者。 刘文的第五个小标题是“曾国藩主张‘先清关内’,‘暂弃关外’,情同投降卖国”。接着写道:“现在,是否需要给曾国藩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认为可以斟酌,但他不知民族大义,没有爱国主义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读谢疑考

<正> 《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第369、370页说谢诗的“初发芙蓉”、清新自然,“在那个‘文章殆同书钞’(《诗品》语)的时代里”,“确可一新读者的耳目”。又,《南通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第38页亦云,“在那个‘文章殆同书钞’的时代,诗作能如‘初发芙蓉’般清新自然,其历史功绩尤其不可抹煞。”说谢诗如初发芙蓉,使人耳目一新,是对的;但说他的时代是“文章殆同书钞”的时代,则又值得斟酌。谢灵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他处于晋     

曾国藩与小偷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小时候的天赋并不高。有一天,他在家读书,把一篇文章反复朗读很多遍了,还是没有背下来。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篇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贼人是很聪明,至少要比曾国藩聪明,但是他只能做贼,曾国藩却成为连毛泽东都钦佩的人。因为贼人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曾国藩与小偷     

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

一、引言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被称为“国策”。到了西汉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曾采录了这些书的若干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整理,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其中西周一,东周一,秦五,齐六,楚、赵、魏各四,韩、燕各三,宋、卫合二为一,中山一。刘向把它定名为《战国策》,他在《叙录》中说:     

略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生于1738年(清朝乾隆三年),卒于1801年(清朝嘉庆六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考据学盛行、理学仍被统治者尊为学术正宗的乾、嘉时代。他一方面认为考据学专重考据,罕言经世致用,象这样脱离实际的学风必须纠正;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同样是脱离实际,必须加以矫治。为此,1773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这部名著。同一年,章学诚还编写了《和州志》,其中有《艺文书》一篇,按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分为八个大类,三十五个小类,分别著录了和州人士的著作。1779年,章学诚又撰写了目录学专著《校     

李臣典死因质疑

李臣典(1837—1864年),字祥云,湖南邵阳人。年十八从军,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几次将曾国荃从被围的绝境中解救出来,很得曾氏兄弟赏识。同治二年(1863年),李臣典终于从一个普通士兵爬上了提督的位置。同治三年七月(1864年8月),李臣典死于军中,曾国藩兄弟曾为他的死悲痛不已。 朱东安先生在《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提到李臣典这个人,并对他的死因作了以下论述:李是贪色无耻之徒。攻破天京后,他随意掳掠妇女,终因奸淫过度而致病,十余天后死亡。但就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李臣典的史料来看,朱先生此说不完全符合史实。笔者认为,李臣典是由于攻城受重伤之后,又恰遇酷热天气,病情加重而亡。     

《史记》失校一例

<正>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对于三家注,同正文一样,也以其他版本和他书予以校勘,如卷二《索隐》中“华”字即校改为“垂”字,《正义》中“泰”字即校改为“秦”字(66页)。而卷五“(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之注,显然失校。该句《正义》云:《晋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180页)按,欲杀之而拍捶其首,不可解。     

“校勘”界定新说

30年代陈垣先生所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是“标志校勘学建立的里程碑”。尤其是书中卷六《校法四例》总结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校勘方法,现已成为众所公认的校勘基本方法。对于其中的“本校法”,他说:     

知人论史 新意迭出──读《曾国藩的幕僚们》

成晓军教授新著《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10月出版)一书，对曾国藩幕府进行了系统的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近年出版的众多研究曾国藩的著作中，一部有深度，富有新意，并且颇具特色的学术著作。第一， 曾国藩的幕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过去，人们较多地注重曾国藩幕府的盛况，而对这一盛况形成的原因，大多归结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和曾国藩个人权势的隆盛。《曾国藩的幕僚们》则认为:“形成曾幕空前兴盛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曾国藩本人对幕府的知人善用，对幕府的培植和造就。换言之，是…     

论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及其影响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1855年4月至1861年9月任清湖北巡抚,是曾国藩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镇压太平天国的巨魁,历来被反动派捧为“中兴名臣”,与曾国藩并称“曾胡”。官文(1798——1871年),字秀峰,辽阳人,满洲正白旗籍。1855年6月,由荆州将军调任湖广总督,旋授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是清政府倚任的旗籍重臣。从1855年到1861年,胡林翼与官文长期     

邓家骏致赵烈文书(节录)

常熟县文管会于1977年12月在赵烈文藏札中,发现有关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情况的书信一通。这是赵的外甥邓家骏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五日写给他的。赵烈文,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字惠甫,号能静居士。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督师南昌,特聘赵烈文前往。次年,赵以丁母忧回籍。一八六O年五月,李秀成二破江南大营后,迅速进军苏浙,势如破竹,地主、官绅纷纷如鸟兽散。赵烈文一家先由常州移往苏州木渎,再由木渎移居崇明,时从赵烈文行者“凡七姓三十余舟”,大小男妇百余人。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赵烈文乘轮西上,抵曾国藩东流行营,为曾国藩剿灭太平军筹谋划策,不遗余力,成为曾国藩的机要幕僚。此后,赵烈文与在沪家人及挚友通信频繁,密切窥探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动向。邓家骏在这封信中,向赵烈文报告了太平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