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发愤”说的深层动机

中国古代＂士＂的个体价值之觉醒,以执着地追求＂人知＂为标志,渴望自身的价值被别人注目、理解、接纳,由此形成＂士＂的一种传统。人生价值无非是为＂知＂而活,为＂知＂而死。诗文的发愤而作,其根源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个体价值不被人知而导致的内心痛苦乃至心灵创伤。而发言为诗、著书为文,都是为了疏泄内心痛苦,疗救心灵创伤。     

“文学自觉”年代辨疑

关于"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乃在于众家对"文学自觉"判断标准的理解各不相同.其实,"文学自觉"是指创作群体为文学而文学的意识和对文学技术和创作个性化的有意识追求行为.换句话说,"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     

廖燕“愤气”说研究

廖燕的"愤气"说将经验层面的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上升至对形而上的诗学本体论探究。它将宇宙的原始生命力和主体创作动力相统一,从根本上把宇宙之道、自然意象、创作主体、艺术语言相贯通,形成了契合生命之道的创作主张。自此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从简单的动因说、成因说转向了对艺术原生语境的挖掘,并生成了更深广的文艺创作现象范畴。     

“写诗”、“写实”与“写史”——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思想流变

周同宾是河南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四十多年的散文创作经历了由"写诗"到"写实"最终到"写史"三个阶段.作家不同阶段创作思想的变化,既有时代思潮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也有作家对创作个性化的自觉追求.周同宾创作思想的演变和他在创作实践中的得失在河南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及典型性.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周大新小说创作的“变”与“不变”

周大新的小说创作在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一些恒定不变的因素,一方面是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守护,另一方面是对女性及其命运的持久关注。它们共同构成周大新小说创作的"不变"。而他小说创作的"变"则主要表现为他吸收新的艺术因素,在叙事方法和技巧等方面进行艺术变革,以更好地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思考。     

论李劼人小说中的民国蜀地匪盗想象

现代作家李劫人有一系列以民国时期四川匪盗为题材的小说.和传统文学中的匪盗想象有所不同,他的匪类题材小说没有侠匪义盗的浪漫表现,作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它们严肃而具有批判性,完全是时代的反映、文学的自觉,体现了新文学关于"人的文学"的理念追求,尤其是代表作<死水微澜>历史地反思了匪性精神作为民间文化力量在历史转型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