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整理国故”的提倡和讨论

所谓“国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整理国故”的提倡始于新潮社的毛子水。他在1919年5月《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判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保存国粹、挽救国学,首倡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胡适虽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实践者。毛文发表不久,他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对毛文加以纠偏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后来,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和《国学季刊》,积极提倡整理国故,还曾应清华同学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简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

尝试期的新诗做为旧诗的否定物,其共同性是突出的。在初步解决了“新”“旧”对立之后,新诗作者们一旦把提高艺术质量置于日程,新诗领域就开始了多元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显现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诗人群艺术追求上的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后者强调诗是诗人内心要求的表现。前者强调诗人情感的普遍性和引导人类“向善”的作用;后者强调诗人情感的独特个性和写作的无目的性。前者注重真率、质朴;后者注重发挥想象,追求艺术美的创造。前者沿着诗体解放的路子,着重探索诗的散文美;后者把音乐性当做诗的要素之一,开始探索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统一。就其对早期白话诗的态度来看,文研会诗人群是以肯定的态度发展和推进了它的成果,创造社诗人群则是以不满的态度矫正和超越了它的不足。这两个诗人群在对峙之中又存在着互补互渗的关系,尤其是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但贯穿在创造社诗人群中,对于注重现实主义精神的文研会诗人们也颇有影响。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创新型人才与创业型人才内涵及外延比较研究

创新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共同具有开拓性、敏感性、坚韧性、道德性和健康的身心。而在其他方面又有许多不同：在指导思想上,前者突出“新”,后者突出“实”;在思维形式上,前者不拘一格,后者照章办事;在行为方向上,前者以需要为导向,后者以市场为导向;在成果形式上,前者具有多样性,后者具有唯一性;在成果应用上,前者具有滞后性,后者具有直接性;在组织能力上,前者不强调组织能力,后者必须具备组织能力。然而,创新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又能够共生,实践中两类人才常常共生,理论上两类人才可以共生。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二)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一)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战略设想与实践纲领——解读胡适"新思潮"观

胡适的“新思潮”观以“评判的态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轴心,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为三大要务,以“再造文明”为惟一目的,形成一个相互联动的逻辑结构,这既是胡适为“再造文明”或重构文化所作的战略设计,又是其以渐进方式建设新文明或新文化的实践纲领。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论辩刍议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无视《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苛刻地以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要求论衡其得失。两人的意见分歧导源于治学方法和文化祈向的异趣。胡适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整理、重估国故,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缺少同情的了解,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得要领或基本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国学,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弘扬。总之,胡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论“五位一体”布局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体布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国际化视野来看,文化强国建设需要确立文化自信以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确立文化自主实施文化“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更要实现文化自强,树立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国之大者”。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国家性”在其整体定位、建构意义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贯彻始终,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鲜明底色,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因此,推进“国家性”建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     

国歌的音色

用铜管乐器演奏国歌已经成为世界通例。19世纪以来,集欧洲国家铜管乐器之大成的军乐队,成为代表整个＂西方形象＂的经典之一,挑战了各国传统的文化品味,模糊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界限。铜管乐队的风行很大程度上不是赖于这种乐队音响本体的功能,而是多半来自对强大的西方的效仿。在这一效仿下,国歌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被消解,民族特征被淡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对西方乐器和民族乐器的讨论,已经转化为以交响乐队为代表的＂普世价值＂与以民族乐器为代表的＂文化记忆＂问题的讨论,这是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文化差异与民族和谐发展

民族和谐发展是民族团结进步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指标。民族和谐建构在民族文化差异基础上,离开了文化差异,和谐本身就不存在。同样,没有和谐社会这一思想前提,民族文化差异则只能生成社会的混乱,也只会阻碍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民族文化差异到民族和谐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其间最为关键的是情感与理性的调节,惟其如此,文化差异才有可能促进民族和谐,也才会有可能促进民族发展。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论“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

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新战略,它包括三个特征,一是对传统文化转化与发展并举;二是对外来文化吸收与扬弃同存;三是对革命文化继承与辨析兼重。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具有密切联系。首先,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必须注重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语言安全的保证是国家文化创新得以推动的基础;其次,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并举,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增强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创新有机结合,从而防止在操作与认识上走向文化封闭主义与语言霸权主义这两个误区。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文化建设不断加强,文化安全形势不断得到改善。但由于受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消极腐败行为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双刃剑＂效应的影响,我国文化安全始终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应对挑战、化解风险,应尽快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积极构建具有中国因素的国际认同文化,坚持在包容的基础上敢于进行文化斗争,切实掌握互联网舆论主导权,积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     

全球场域中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创新

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表意系统,它被赋予了许多独特、深层的象征意义,成为显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表征;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蕴含了本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是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前提要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文化符号内在的意义被消解、变形,并受到西方文化符号的冲击,为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生成、强化、传递和保存民族文化符号。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

文章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后指出: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消失、濒危、变异、衰退几种状态,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局势,土家族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地方党委和政府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始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启动了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的工作,民间文化传人开始受到重视,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艺术节,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等。文章进一步指出,要使土家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必须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进一步利用好法律的手段,摸清家底,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提高民间艺人和文化人的地位,把申报各级保护单位、把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把历史文化名城(镇)、把旅游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把博物馆建设、把学校教育与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