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史学学"的重任--评赵兴彬著《史学学研究》

中国20多年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人所共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现有各种“史学概论”只是一种“拼盘”式教程,不是一门按“科学学”原则建构的理论性学科。作为“科学学”在史学领域的萌发,也曾有个别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史学学”命题,但未见“史学学”著作问世。不过,我们现在惊喜地发现,赵兴彬先生的《史学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月版)在“润物细无声”中问世了。它是建构“史学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开拓。我与兴彬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从事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他…     

有关“差不多先生”的联想

“差不多先生”,1942年诞生在胡适笔下(见《差不多先生传》)。他是懒人的代表,办事粗枝大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思想却很不细密”,办事很“不认真”。让他买红糖,他买成了白糖;让他记账,“十”字写成了“千”字;要他请“人医”王医生,他却请来了“牛医”汪医生……在他看来,“红糖”与“白糖”,“十”字与“千”字,“人医王医生”与“牛医汪医生”,都是差不多的,无碍大局。“差不多先生”虽然早已寿终正寝,但他却子孙满堂。今天仍有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差不多先生”。北京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差不多先生”。他给一位患了…     

曹巩的史学活动试探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很有建树,其散文温醇典重雍容平易,“词严而理正”。他在史学上也有杰出的成就,在史馆任职期间,编校古籍,纂撰实录,典修国史;他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反映了他丰富的史学思想。曾巩的史学,当时就“见称士类”,得到朝廷的赞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目的再认识

“中国历史文选”（又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是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20年代首先开设、6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普遍开设的一门工具性专业基础课．但时至今日，全国统一的大学本科教学大纲仍未制定出来，严重影响和妨碍了这门课的建设和发展．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术界对这门课教学目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试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中国历史文选”课教学目的，最初的认识始于20年代陈垣先生，当时他开设了两门课，即“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后来合二为一，成为现在的“中国历史文选”．当初陈垣先生教学目的很明确…     

吕祖谦致陈亮信考释举例——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宋代学者刘宰说:"乾道、淳熙间,东莱先生     

汉晋时代绍兴的十位史学家

有人认为,南宋时“两浙为畿内”,文化中心才由中原向两浙移动,形成为“浙学”,至于浙东史学,则是在吕祖谦、陈亮、叶适、陆游等人之后,才逐渐形成为一个学派,到明清时才更有所发扬光大。其实不然。浙江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文物之邦,具体到史学,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发起、主持了“鹅湖之会”,让朱、陆双方展开讨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创举。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和“太极”说相通。他又以“理”或“天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他所谓“礼者理也”和“礼无时而不足”的说法,正是“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从天理论出发,他主张“安分而循理”的天命论,要求人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吕祖谦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他提出的“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命题,与陆九渊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观点相近。他利用古代天人无间的观点将心与天、与神、与理沟通起来,他企图通过这种沟通,调和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的矛盾。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既承认“明本心”为首要之任务,又强调“明心”要有个“集义工夫”,他主张“存养”与“体察”相结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充满调和折衷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善于兼采众长的学术风格。     

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研究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不拘门户之见,“泛观广接”各家学问,融汇涵养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吕学”,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历来颇受重视、影响深远。本文对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吕祖谦认为,学习的意义在于实用,学习与“主敬”、虚心、立志、笃信和恒心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他还提出了一套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在深思、讲习、学史和日用等方面都有其独到见解。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

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86年就指出,"史学史的工作,是一个很艰巨的科学工作.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的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还认为,"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1](P178).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史学的艰难探索——读《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和实践》

常金仓先生是在"史学危机"中开始史学新探索的一位学者.他结合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体会,反思传统史学的弊病,由此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文化史学研究策略:史学的革新之路在于其研究的着眼点应该从历史事件向文化现象转换;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要素分析时,史学研究才会为人类提供有益的知识,才会摆脱"软科学"的地位.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白寿彝先生史学创新精神析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结合是当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此方面,白寿彝先生大加提倡并身体力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史家三长”论的全新诠释以及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等四个方面.     

唐代史学与文学结合研究的新收获——《唐代铨选与文学》评介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王勋成先生的专著《唐代铨选与文学》,是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资助课题的一个成果,是继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一书之后,又一部在史学与文学结合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著作。     

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

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人对他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认为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来自朱熹、陆九渊，功利思想来自陈亮、叶适；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这些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南宋学术的整体认识，所以这些错误有必要纠正。     

杜重远——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强战士

今年是杜重远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殉难四十周年.杜重远是东北工商业、政界、知识界很有影响的一位爱国民主志士.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爱国反帝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入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从这时起,他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英勇顽强地为抗日救国、收复东北而献出了光辉的一生.杜重远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强战士. 全力投入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史观

吕祖谦在南宋学界名誉甚著,其有关《左传》学著述颇丰,用力尤甚。通过对吕氏《左传》学文献的深入分析,揭示吕氏对《左传》性质的判断,以及他的史学观。     

也评刘秀在西汉农民起义中的历史地位

东汉光武帝刘秀,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和农民拥护的“好皇帝”.然而,多年来在史学研究中,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中,他不是被贬为投机加入农民军的“地主阶级分子”,就是被斥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篡夺者”.本文试就此谈两点浅见,以求教于史学界.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陈直先生的治学之道

<正>他是一位在史学、考古、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巨大建树的杰出学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既无洋学历亦无土文凭的素身教授。如此独特的他,就是西北大学的陈直先生。陈先生祖籍江苏镇江(后迁居东台),190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读书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当他考取清华研究院之后,无力支付学费,只好走上一条自学成才的艰难道路。青年陈直,便已经刊行著作多种,在学术界显露峥嵘。抗战期间,他拒绝日伪封官许愿,逃难至陕、甘,于供职金融机构以谋生的同     

鲁迅谈儿童教育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当他一九零九年八月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就一直从事学校教育工作.只有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鲁迅先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才不得不离开教育岗位,从事文学创作.就是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活动中,他也十分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为此,郭沫若同志曾热烈地赞扬鲁迅先生是“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