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愤、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不容忽视的《史记》美颂艺术

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且能超越一己怨愤,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史记》的美颂,无畏无私,实事求是,充满正义和骨气,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首篇选择示美颂、客观叙事寓美颂、他人肯定寄美颂、＂太史公曰＂表美颂,构成《史记》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运用互见法、创体后破体,凸显《史记》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促成《史记》美颂艺术的形成。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记》在18世纪被传往俄国,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带回大量中国藏书使俄藏《史记》的种类繁多,20世纪俄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大规模来华购书,俄藏《史记》更加丰富。俄罗斯汉学家19世纪起就节译过《史记》,20世纪自1972年起启动了俄文全译注释《史记》的宏伟工程,于2010年推出了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史记》全文译注本。《史记》在俄罗斯被收藏、翻译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过程。     

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小说评点对中国叙事学的意义

明清小说评点关于叙事方式的论述,指明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史传文学,尤其是《史记》在叙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影响了历代叙事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史传文学与明清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血缘关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由一系列单元结构组成的,但明清小说又突破了《史记》的形式局限,形成一个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有机艺术整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形态的发展阶段,即由虚实相融到以虚为主以至完全虚构。这三部小说在创作实践上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叙事学,而明清小说评点则是在理论上予以总结升华,使其具备理论形态。     

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对《史记》人物哭相的文学分析

《史记》所记人物中，弱者哭，强者也哭，失败者哭，胜利者也哭。通过对种种人物哭相的分析，使读者对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了解更为全面、深刻、对《史记》的写人艺术成就有个更为深切的认识与理解     

论《史记》人物肖像描写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肖像描写反映了两千年前中国文学肖像描写艺术的实绩,它和《史记》的其他艺术成就一起,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茅坤《史记抄》文学价值探微

在古文评点系统中,《史记》尤为后人所重。明代是《史记》文学评点的兴盛期。茅坤的《史记抄》用心独到,评论精妙,且多发明,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史记》评点本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茅坤极为推崇司马迁叙事才能,着眼于探求《史记》章法严谨、摹画精妙、手法多变的"叙事之法"。并且抓住历史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征,挖掘《史记》的写人艺术。茅坤认为史迁之文独具"风神"之美,呈现出"遒逸疏宕"的文章风格。     

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

梁实秋和美国新闻处前总编华思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是早期《骆驼祥子》接受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任何资料中。这两篇文章不仅能避免接受者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的偏差与问题,更能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     

《史记》对比手法初探

<正> 纵观《史记》全书,使用对比手法比比皆是.研究《史记》中的对比手法,对于正确评价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于学习和借鉴司马迁这一高超的艺术技巧,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从《史记》的思想性和篇目结构方面剖析司马迁的对比手法,并对对比手法何以成为《史记》重要的艺术手段作一初步的探讨.     

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

《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等篇章，对吴国的历史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等特点。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

与柳宗元同时及后世评论柳文的人,都有指出其文“自史中来”的,他本人对这种继承,则概括为一个“洁”字。柳宗元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两人虽然不同时代,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遭际,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柳宗元研习《太史公书》,“忖度其心而得之”,进而体现在写作目的、内容选取、手法运用和遣词行文诸多方面。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试论赵简子卒年与相关历史问题

在春秋战国之际,赵简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活动年代与其卒年的确定很有关系。但关于其卒年的记载,在《史记》诸篇里面相差十几年,令人莫衷一是。本文以《左传》的相关记载为基础进行辨析。联系到先秦时代的丧礼和《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可以判断赵简子卒子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 ４７７年）。这对于考定《史记·六国年表》等的相关记载具有一定的价值。     

庄(蹻)王滇新考

作者从《国语》、《战国策》、《荀子》、《商君书》、《史记》等文献中,比较研究出楚怀王末年的庄之乱即越人之乱,《史记》记载的“东地兵”即越人军队,从而得出庄率领越人军队自楚王滇的结论。     

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试论上古汉语连动式中的连词问题

上古汉语连词用于连动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从《尚书》到《左传》到《史记》,连词数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连动式中连词的使用频率则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的过程。连词在上古连动式有语法、语用和语义三个方面的功用,其使用频率的变化则存在连动式语法化等方面的原因。     

牧野之战时间考

史籍对于牧野之战时间的叙述多有分歧,即使是今本《史记》中也有不同。经过考辨,笔者认为,牧野之战的时间应该是周文王受命十二年(周武王在位五年)正月甲子,即公元前1106年2月4日。     

试论非文字材料对《史记》撰写的影响

非文字材料对文字材料的印证、补充、修正,是《史记》取材中常见的现象。本文从《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传记入手,对这种现象作具体的分析。通过分析可知：非文字材料对《史记》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认识的深化、全传的结构、艺术魅力。     

胤征羲和事实考

伪古文尚书《胤征》所记胤征羲和故事,是在《书序》及《史记·夏本纪》的基础上衍生而成。《史记》记胤征羲和发生在夏帝仲康之时,是可信的。而伪《胤征》将此衍生为胤受夏帝仲康之命征讨羲和,则是错误的。因为后羿逐太康代夏政之后,仲康及相二位夏帝皆未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所谓胤征羲和,应即是后羿射日神话的人间版本。二者事同,时同,人同。从其时的政治格局而言,胤征羲和,可能正是发生在后羿统治集团与不愿臣服的原夏后氏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