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读《沦浪诗话》札记二则

严羽《沧浪诗话》(下引此书,只注篇目)谓诗有“别材”、“别趣”,为“吟咏情性”之作;而“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有乖为诗之道,故予针砭:“虽获罪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近代诸公”如依《四库提要》“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之说,则其所谓“近代诸公”,可以理解为仅指江西诗派末流及四灵一派而言;针砭之范围甚窄。这样理解,可以不至因承认严羽诗论的历史意义而抹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文字自有真 悬为万人趋——试论刘光第《介白堂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刑部主事。二十四年(1898年)以湖南巡抚陈宝箴荐,得光绪帝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戊戌政变作,与谭嗣同等同时遇难,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在近代诗坛,刘光第本应其《介白堂诗集》占有一席之地,《民权素》所载南村《摅怀斋诗话》云:“余于近代诗人诗,每喜搜览,恒少称意者。散原诗之外,有富顺刘光第《介白堂诗》,亦为一时杰作。散原以古奥雄奇胜,介白堂则以清新俊逸胜也。”胡先辅亦言:“戊戌六君子皆号称能诗,……予独以为刘裴村之《介白堂诗》,不但为六家之冠,近世亦鲜有能过之者。”     

“男”为古三族(伯、子、男)之一的亲称

<正> 《诗·大雅·思齐》首章载:“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汉·毛氏旧注:“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则众妾宜百子也。”郑笺:“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谓续行其善教会。”唐·孔氏疏:“大任以有德之故,为大姒所慕而嗣续行其美教之音,思贤不妬,进叙众妾,则能生百数之此男。”(见《毛诗注疏》) 近代注释家恫城吴闓生关于以上两句,只释“‘徽’,美也”,而总论中称:“先言大任之德,而大姒能嗣之。”(见《诗经会通》)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离骚》“灵脩”臆说

《离骚》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又云:“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灵脩”一词,《离骚》中凡三见。王逸注谓:“灵,神也;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楚辞章句》)朱熹的说法同王逸基本相似:“灵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耗词以寓意于君也。”(《楚辞集注》)清代楚辞研究者亦认为:“灵,善也;脩,长也。称君为灵脩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灵脩者,大夫颂其君之词,即借以为称其君之词。”(王邦采:《离骚汇     

谈姚燮鸦片战争前的诗歌

姚燮(1805—1864)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作者,擅诗、词、曲、骈文,又长于绘事。他一生作诗万余首,《复庄诗问》仅收诗三千余,是在友人资助下侵梓的;又有《疏影楼词》,抒发他生活中“愁深欢眇”的怀抱,甚得词曲界的推崇,黄燮清在此词集的序中评称:“梅伯词极跌荡新警,如山鸡舞镜,顾影自怜,能独树一帜”;戏曲方面,创作有《退红衫》等传奇,此外还究心曲学,所著《今乐考证》,是在晚清剧曲之学极度衰颓的情况下,产生于王国维《曲录》之前很有影响的一部重要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袁枚的真性情诗

感情是艺术的生命,诗尤其是抒发感情的艺术。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自称“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之一),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存于抒写特有的真情实感,故云“自把新诗写性情”(《春日杂诗》)。性灵诗是其“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的观点的艺术实践。袁枚当时能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论龚自珍伦理思想的近代意义

龚自珍(1792—1841)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自称平生功业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巳亥杂诗》),梁启超亦称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清代学术概论》)。本文拟探讨一下龚氏伦理思想的近代意义问题。     

徐钟震年谱

徐钟震,闽县( 今福建福州) 人,明清之际诸生。父徐陆,早卒。伯祖徐熥,倡导重振闽中风雅,有《幔亭集》; 祖父徐■,字兴公,晚明闽中诗坛领袖之一,有《鳌峰集》《笔精》等,后进学其诗者称“兴公诗派”,藏书富甲东南。钟震早有诗名,与其叔延寿称“二徐”。明亡后组织兰社,强调诗文出“新语”,“最忌者陈腐之气与夫掇拾之词”,闽中诗展现出新气象。钟震继承祖业管理徐氏藏书,校勘图书,作题跋,学界很少关注。其《徐器之集》《雪樵文集》《海疆世纪》诸书,亦罕见公私藏书目著录。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严羽“妙悟”说探微

<正> 一无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钟嵘的《诗品》,都是在与时尚风行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为了回答理论和创作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严羽“妙悟”说的提出也是如此。两宋诗坛诚如严羽所批评:“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看到何处”(《沦浪诗话:诗辩》,以下凡引此书不再作注)。正是在这“诗道之重不幸”的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也谈《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

雒江生同志在一九八四年《文学遗产》第四期上发表了《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以下称《略论》)一文,认为如按旧例把《桃花源记》(以下称《记》)和《桃花源诗》(以下称《诗》)放在一起,会影响《记》的文学价值,因为“文学界向来所批评的《桃花源记》的复古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主要表现在《诗》里”;此外,《记》和《诗》之间还存在着三个矛盾云云。笔者读后,未能释然,特陈述管见,以就正于作者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同志们。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谭却贬多褒少。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朱彝尊、     

象征型兴象与解《诗》的分歧

历史上对于“三百篇”诗义的阐发从来就聚讼纷纭,直到今天,对于某些篇章的解释也仍然是莫衷一是。“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自然,不少分歧是由封建诗教穿凿附会的说诗而造成的。例如《周南·关睢》明明是一首新婚的赞歌,《诗序》却说:“《关睢》,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召南·驺虞》明明是一首狩猎的赞歌,《诗序》却说:“《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