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如果把经济全球化作为直接解释变量,从中推导出“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对所有的城市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城市体系,促进了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只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基本)节点,而其他城市是这一网络中的一般节点。通过“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重构,不仅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揭示一般城市的双重属性。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态势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

世界城市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可能是当代最广泛、最迅速应用于人类实践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之一.担当着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功能,世界城市成为各个城市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受到冲击,作为其空间映射的世界城市纷纷遭受重创.全球城市发展进入新的洗牌阶段,而对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就应当是这场转变的开端.     

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

在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中国城市政府以何种方式推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地方城市政府在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时,区域城市生产力的提升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能级的成长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中国所有城市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应该探寻的战略与战术模式。全球价值链的建构是通过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来完成的,因此,全球城市价值链介入的方式和区位占有的方式,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中国城市全球价值链高端介入的成功,也就没有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成功。     

西方世界城市论的演变及其启示

世界城市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从早期根据全球性特征和跨国经济状况界定世界城市,到侧重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联系,揭示竞争和合作中世界城市的主导地位,以及分析世界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等,目前已经形成丰富的世界城市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国大城市的发展以及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超越国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

延续和转型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主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城市通过对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而和国际体系转型产生逻辑关系。本体上,城市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主要通过全球城市网络;内容上,城市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主要通过全球城市、城市外交和规范创新。在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中,并不总是好的,也会带来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技术和道德风险,而技术和道德风险又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转型。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正不折不扣成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     

国际城市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国际城市建设

当前流行的国际城市理论研究,主要围绕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或全球城市,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并局限于理论与经验的静态分析,而对发展中国家及国际城市形成的关注相对不足.由此,在延续劳动空间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主流国际城市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指出国际城市形成主要是由于地方生产系统、全球生产网络、区位和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     

新加坡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构建及其启示

自开埠以来,新加坡向海而生、倚港而兴。建国50多年,新加坡的海洋经济迅速发展,海洋产业成为其国内重要的支柱产业,其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地位得以确立。新加坡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替代进口”工业化和维持自由港地位、以工业化带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结构重组、海洋经济调整、海洋产业转型等几个阶段。新加坡致力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国际海事工业中心、国际海洋航运中心、国际海事金融中心、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和世界海洋研发与创新中心。近年来,新加坡制定了海洋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了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增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竞争优势。我国海洋经济正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十四五”期间,上海、深圳、广州、天津、青岛等城市均提出加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新加坡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经济中心城市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论城市能级水平与现代服务业

提升城市能级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并往往与国家战略相联系。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能级水平主要取决于对外经济联系的连通性和协同性。这种对外经济联系的连通性和协同性主要是通过现代服务活动实现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提升城市能级水平的重要产业支撑。     

中国巨型城市区的识别与格局

以全球城市为区域发展中心的"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s,MCR)概念最早由P.Hall正式提出后,其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型城市化空间形态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欧美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区域单元。在我国,巨型城市区的标准应从人口密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从业人员非农比重、高级生产服务业区位商和网络联通量等方面识别。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为基础,可识别出初步形成、正在崛起、潜在发展三种类型10大巨型城市区,它们构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两横三纵"战略格局的中坚骨架,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支撑性空间单元。     

城市空间重组与新产业价值链的功能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被中国发达城市"切割",导致由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聚集而成的新产业空间快速生长,并成为统领城市和区域空间重组的主导力量。不同类型、主题的产业空间通过集聚—扩散—升级—再集聚—再扩散,构成开放型的新产业价值链空间,优化了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了城市空间价值,并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多元重构,促进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与能级提升。     

全球智慧城市发展动态及对中国的启示

自2008年智慧城市理念提出以来,全球有关智慧城市的发展已从概念和模型阶段全面进入规划和建设阶段,部分领先智慧城市已进入运行阶段。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中,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取向和建设路径,掌握其动态有助于推动中国落实智慧城市目标。     

基于网络体系优势的国际城市功能升级——以上海为例

通过对国际城市功能转型理论动态的归纳分析,提出了基于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优势、实现国际城市功能升级的发展思路.以上海为案例,通过分析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指出未来上海将需要加强两种网络体系构建,即本土内向型网络和国际外向型网络,其发展途径则是壮大本土企业集团和汇聚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提高对内与对外的全球服务能力,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构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     

全球知识城市视野下城市知识资本运营的战略性思考

进入21世纪后，“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将来自于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环境资本、民主资本、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六大元素的积累。该文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对什么叫知识、知识管理及知识资本的形态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做好城市知识资本运营的一些建议。这有助于增强城市管理者对知识资本的认识和理解，强化城市知识资本的运营手段，建立城市知识资本市场，打造知识城市，从而赢得未来城市的核心竞争地位。     

有关《全球同源词》的一些问题

20世纪末,本特森和茹伦发表了《全球同源词》。他们在32种语言里找到了27个原始语词根来证明世界语言一源论假说。本文主要讨论了《全球同源词》一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词义分化严重,构拟形式过短,语音对应没有约束等,并因此认为世界语言一源论假说仍然值得怀疑。     

全球史--挑战与束缚

在过去 10年中 ,全球化、国际化和跨文化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转向也需要一种能够平衡全球意识和地方敏感的新的方法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一直以来都与民族国家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历史学家也多为单一文化主义者。而全球化历史叙述的本质不仅是跨文化的 ,也同样是跨学科的。现在看来 ,既能保留详细分析传统 ,又能搜索全球研究领域的方法就是团队合作     

全球治理论析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现实和全球秩序的变革密切相关.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颇存争议的概念,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解读,但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方面.目前,全球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有限领域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国内-国外边疆治理模式以及欧盟"合作性世界秩序"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同样不具有普遍性,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上存在各自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与全球道德

全球道德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原则,而全球道德建设必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学说。     

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对全球秩序的治理已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全球治理不仅期待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消解社会运动中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致力于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结构组成的新秩序.     

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调适

处于全球治理时代的民族国家常常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面前陷入困境和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二者进行理论审视.全球利益的思想源头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理念和万民法思想,中经格老秀斯和康德的和平思想阐发,于现当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局限的人类共同利益诉求;民族国家利益则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其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和17世纪英格兰的国家理由、王朝利益等概念,而自17世纪之后逐渐形成以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为本位的国家利益概念.在全球治理时代,我们必须具备对以上二者的理性认知,坚持一种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国家利益观:正视全球性危机的严峻挑战以及全球治理向深度发展的时代趋势,在认识和行动上呼应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利益维护的急切需要;尊重国家的基础性地位,维护合理的国家利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