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

人工智能的大范围应用正在重构经济社会行为规则和组织运行方式,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带来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黑箱模式及其不可解释性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是由系统运行不同环节的风险所共同构成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透明度、安全性、公平性和问责性的基本原则,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全生命周期监管治理体制,强化系统使用者的风险治理主体责任,并突出技术性方案的基础性作用。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构建复合型的消防风险治理模式

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核心框架,分析了我国的消防安全环境面临着人口规模大与密度高、居民的文化与科学素质低、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信任程度偏低、治理结构不合理、城市住宅结构失衡及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和消防知识欠缺等危害消防安全因素的挑战.从消防风险预警、控制到消除的整个过程来看,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需要动员模式、治理模式和协商模式的协调配合.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决定了其对于应对风险现实的意义,治理模式的多元参与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立风险预测网络,而协商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公共参与和讨论、做出合理决策的模式,它虽然不适合风险现实的及时处理,但是时于完善和建构安全社会更有意义.     

全球化视域中的风险治理

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它在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风险.风险的产生既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传统发展观的产物,还是网络全球化的伴随现象.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全球风险意识,采取多元主体治理风险,建立全球风险管理机制,拓宽风险治理范围,力争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ChatGPT视域下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诞生了ChatGPT,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追责困难与伦理失范风险、价值失衡不断增大、技术高度异化等诸多安全风险。因此,本论文试图以ChatGPT为视角,对ChatGPT所带来的优势和弊端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进行描述,探索协同治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途径。要推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必须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由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和社会大众组成的“自我治理体系”。然后,进一步强化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数,提高其治理效率,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的整体化,以更好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批判的产物,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角度。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中人们生存境遇的真实表达,是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人生风险内涵的理解为探讨人生风险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层面的分析构成人生风险的复合治理体系。     

人生风险的认识、归因与治理

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中人们生存境遇的真实表达,是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它包括自致性人生风险和非自致性人生风险。人生风险的认识归因和实践归因为探讨人生风险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个人主体、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层面的分析构成人生风险的复合治理体系。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风险及治理方略

和谐与风险是一对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的矛盾,对其内涵的当代性解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认识前提。和谐与风险的同一性表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与风险结伴而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治理风险的过程。客观分析中国目前遭遇的社会风险及其特征,明确风险治理的责任主体,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体系,增强风险治理的现代意识,发挥制度和观念两种力量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尤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多中心治理与现实应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全新的理论,为公共事务提出了不同于官僚行政理论的治理逻辑。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多中心的行政体制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优势。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其中,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个体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基点.个体的碎片化不仅带来了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同时也使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风险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当代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现代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组织体制越来越完备。现代社会的风险管现应树立以人为本的风险治理理念,即应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重视公众风险认知,加强风险沟通,以及在宏观层面上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