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陆善经注简论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最后一部<文选>注释学成果,是研究唐代文选学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传世,也未见诸任何公私书目,所以其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和李善注、五臣注的地位相提并论.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所藏唐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陆善经注本<文选>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文选集注>的特征和体例来看,其中的陆善经注是经过删略的,并非陆善经注的原貌.陆善经注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存量不多,其注释中引典与释词、串释并存,其引典可以弥补李善注.在释词和串释方面,陆善经注既注重释典,又直接解释词义,间有串释大意.     

《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李善注自从诞生以来,以其注释详瞻、援引该洽而饱受赞誉,而五臣注则因为晚唐李匡义的批评而颇受非议,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李匡又及五代的丘光庭虽然都批评五臣注过于疏陋,但都没有否认五臣注在社会上流行的事实,五臣单注本及六臣合刻本的大量出现也说明了五臣注流行的事实.特别是近代以来,敦煌文献中大量<文选>残卷和日本所藏<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为我们正确认识五臣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之处的不足.五臣注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懂,便于初学者使用,弥补了李善注不解释意义的不足,所以五巨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阅读群体.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不失为一种好的本子.     

《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二者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赞誉,五臣注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却饱受非议,五臣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本身的特点,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五臣注简单易学,便于初学者阅读,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阅读群体,客观上具有文化普及价值.同时,它可以弥补李善注之不足,与李善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阅读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本子.     

论明代《文选》删述本的指南性

明人的<文选>删述本,是在删削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基础上加以己意增述而成的简注本.其删述理念是只求认知,不求细解,注重简明快捷地掌握信息,偏重于疏通文意的注释形式.因此保留的大多是五臣注,少部分得以留存的李善注也被简化、俗化,学术性大受削弱.删述本改变了版面的视觉效果,以方便阅读.增注也多为五臣风格,凸显导读功能,呈现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解读手法.清代选学删述本延续鲜明的指南性,并在变异中深化.明代选学之重视五臣注,蕴含着时代性格对注释性格的选择.传统注本向删述本的转变,反映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商业性浓厚.从知识、思想的社会接受史来看,这种具有指南性的大众读物,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与普遍知识水平的提高,据此可以对明代<文选>删述本及其同类出版物作出价值认定.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论古典诗歌注释的引证原则及其互文意义

引证是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它为李善<文选注>所开创,被历代继承并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注释传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适应了诗歌语言的"祖述"本质,亦因此决定了其特点和原则.西方盛行的互文理论是引证的方法论基础,但中国古代<文心雕龙>及一些诗派已经叙述或暗示了这一理论意义.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文选》李善注诗义例发微

李善注释诗歌,有些典故注释已经包含着李善本人对作品主题或思想的理解。对于此类注释。简单地斥为“释事忘义”是不公允的。另一方面,李善的某些解释已经照顾到诗歌的艺术特点。当然有的解释也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李善注受到后人指斥的原因在于后人无法站在李善的高度上看待李善注。以李善的方式来理解李善注是评价李善注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读骆鸿凯先生《语原》所想起的

骆鸿凯是近代学者,国学大师章、黄门下的巨子,在<文选>学方面的成就为世公认.同时,骆先生在文字训诂方面也有杰出成就,<语原>一书是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其继承章太炎先生<文始>探索文字孳乳变异规律,对<说文>以来的传统旧说多有突破,对<文始>亦有补苴驳正,以先生深厚的文字声韵训诂功力,若能参考殷墟周金,一定更比前贤或近人的创获为夥.     

《释名》的编排及其义训特点探析

<释名>是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与<尔雅>、<说文>堪称我国训诂学史上声训、义训、形训的三大里程碑.<释名>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编排上更为细致、系统化、合理化,成为后世类书中词语分类取法的对象;义训上开创了以声训统系全篇的新的训释方式,发展了原有的训释方法,有力地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引《楚辞》注考论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是宋末元初分类编次杜诗集注本,所录注家有近六十家,其中关于征引《楚辞》注释杜诗的方式有三种：直接征引《楚辞》原句祖述杜诗字词出处,征引《楚辞》原句释杜诗句法和诗意,征引王逸注释解释杜诗字词。宋人征引《楚辞》注释杜诗是杜诗逐渐经典化的表现,这些注释又对清人注杜影响深远。     

李善注的情感观照——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李善以文学语言注释文学作品自然是对传统经学注释的突破与创新,但更与《文选》的编者萧统重情的情感指向及文本本身的情韵有关。情感因素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李善的注释披上了一层情感外衣,尤其是《文选·情赋》注,这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情感的注入是李善注释《文选》的创新,也是李善注释的重要特点。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四十余种,此四十余种书后世几乎全部亡佚。今凭李注尚能窥唐前部分别集之一斑。尤为可贵的是,李注不仅援引唐前别集中资料注释《文选》,还据别集中原文与《文选》诗文作比勘与考证,保存了文本的一些异文,显示了《文选》诗文在别集、总集中的一些不同面貌,可为探讨《文选》诗文前源文献以及《文选》的成书情况提供线索,并有助于考察唐前别集的编纂体例。     

《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

本文对<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三个版本内容进行比较,勾勒出<三字经>在几百年间流传过程的主要增修状况.     

试析《吕氏春秋》高诱注的训诂价值

本文揭示了《吕氏春秋》高诱注对后世训诂及辞典编纂的价值,指出高诱注具备了初步的语法观和修辞观,其对音读也有颇多发明创见。高诱注具有承前启后的训诂学意义,高诱在注释领域内较早地由经学转向诸子杂史,可谓独树一帜。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宋人对《文选》文学标准的发难及其影响

北宋熙、丰之际,中国文学选本生成与接受的基本语境从文学语境切换到道学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文选>的文学标准受到了空前的否定,<文选>第一次成为嘲风弄月的代名词.宋人对<文选>文学标准的发难在宋代和宋代以后产生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文选>的盛行趋势发生了逆转;对<文选>的苛评进一步升级和泛化;以道学标准增删<文选>文本成为一种风气.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同音背隐音义》书名的拟定及其成书年代

<同音背隐音义>是针对此前所称"<音同>(丁种本)背注"这个文献题名而拟定的正式书题.<同音>丁种本是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之一种(俄藏编号Ⅹ1),该文献仅存前33页,是一个残本.<同音>丁种本是<同音>乙种本系统(新版)中的一个版本.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除两页序言以外,该文献每页正文的背面多有墨书小字注释文字,原来称为"背注",我们现在改称"背隐音义".虽然<同音背隐音义>这种著述形式在西夏文文献中比较罕见,但是其在六朝以降的汉文文献中却屡见不鲜,如<说文音隐>、<毛诗背隐义>等.由于这种"音义"类注释正好写在某个文献的背面与该字相时应的位置,故名之日"音隐"、"音义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