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论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考察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以目前保护手段是否与现行体制关联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针对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提出对策,以确保其能够步入正常的保护轨道。     

论知识产权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正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制度有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极其广泛,对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比较法评析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受到严重侵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焦点,但现有国家、区域及国际立法存在分歧。本文以利益平衡为目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及制度借鉴。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选择——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反思

知识产权制度表面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某种契合性.但实质上,知识产权以私权垄断为创新激励的制度设计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单纯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还很有可能造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保护文化多样性)背道而驰的逆向选择现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依靠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而应该在完善国家供给与国家补贴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在国际范围内构建“使用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偿制度”.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屡遭破坏、传承困难、濒临消亡的现状,形势严峻.对此云南省做了大量的保护与抢救工作,开始探索以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举办了各种文化艺术的展演活动,弘扬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成就显著.通过研究发现,应该更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法律主治、公众参与”的综合保护模式,以期促进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方位落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二元模式初探——基于利益区分的分析视角

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采取的主要是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由于未能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利益关系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保护效果不尽如人意。按照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利用可以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进而初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元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立法选择

目前,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同时存在着工商部门的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保护和质检部门的地理标志产品、原产地标记保护。两种保护机制的并存导致同一地理名称上同时存在两种相抗衡的权利：商标权人对地名商标的专有权以及该地区所有生产经营者对地理标志的集体权和共有权。由于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存在诸多局限,解决地理标志权利冲突的根本途径在于尽快制定《地理标志保护法》,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应当采取专门法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模式的探讨

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何种模式予以保护,国际社会做法不一。结合我国国情,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采用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方式,给予地理标志以商标法保护,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管理应是首选。     

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自21世纪始进入中文视野,2004年在辽宁地区重新引起社会重视,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消失。虽然保护和抢救的时机稍纵即逝,但是开发利用却可以长久地进行,其中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应注意民间文化遗产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开发和保护并重;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管理,同时合理引入旅游市场机制,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     

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规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曲艺曲种的保护为例

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时,注重并强调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规律,按照保护工作的自身特点,实施统筹协调的科学保护,即在明白“为何保护”和“保护什么”之后,特别关注一下“如何保护”和“怎样保护”的问题,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两重属性,包含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和作为认同政治的文化标识。文章重点分析了基于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分类保护策略,并讨论了基于认同政治的保护困境。文章认为,在从事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依据以上两重属性,在不同的情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与策略。     

风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探析——以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项目开发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旅游资源.康定香巴拉文化乐园建设以其丰富的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成功地对康定地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和利用.然而,在对当地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必须尊重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采取多种组团开发模式,从而达到政府与企业、保护与开发之间的良性互动.     

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官方是不可缺少的主导性角色。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保护。文化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他们因其深厚的学识积累和较少偏见的价值立场,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较少功利性、更多学术性和人类性的意见、建议;民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离开民间文化和民众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难以继存发展,因而也将不复存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与复杂性,以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本文分析了我国制定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民间规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提出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立法并应挖掘和研究民间规则以弥补法律的局限。     

非遗文化生态空间的特征及保护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创造、享有并留传下来的非物质性财富，主要是一种精神性、文化性的存在。它与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生存环境有着高度依赖性。因而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要保护它在历史传统规约下所形成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物理和文化环境以及联系二者之间的文化事象。只有这样，非遗的功能才能与需要对接，形式与环境匹配，呈现出活态来，从而具有保护的意义。     

亟待构建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兼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立法与动向

围绕着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是习惯于＂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模式,缺乏一种全局观念。＂非遗＂的保护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属于＂艺术法＂体系的一个分支,正如民法体系、商法体系等一样,只有建立了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