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变相·变文——从唐人黄元之“西域之变”说起

"变"原本是"画","变相"与"变文"不过是它的"相"与"文"而已。"变"应该原产于"西域",向东传入中土甚而日本,向西(或者说"南")传入印度、狮子国等"佛国"。"变"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固有的绘画和文学的营养,演变出流行南亚、中亚,特别是东亚的"变"、"变相"、"变文"形式。"变"与"变相"估计东晋初年即已诞生,成熟因而具有独立文体品格的"变文"的出现可能要晚些,但仍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诞生了。"变"之"相"与"文"是互相配合的,但"转"之"变"是"文主相辅"的,而壁画等非"转"之"变"则几乎都是"相主文辅"的。     

"价值"和"实践"的"重叠"与"分野"

价值与实践之间既具有"外在重叠"也具有"内在重叠".二者都是属于"属人世界"或"人化世界"的范畴,价值关系在逻辑上隶属于实践关系,二者这种所属领域上的"重叠"可称之为"外在重叠".二者的"内在重叠"则意指二者都包含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因素.但无论"外在重叠"还是"内在重叠"都不能淹没"价值"与"实践"之间的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体现了"价值"与"实践"之间的这种"重叠"与"分野"关系.     

试论北方口语中“等”类话语标记

北方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包括"等"、"你等"、"等到"、"你等到"、"赶"、"你赶"等。话语标记"等"是由动词"等"虚化而来的,它经常与"你"、"到"等连用,因此"你等、等到、你等到"都演变为话语标记。同样,话语标记"赶"由动词"赶"虚化而来,由于经常与"你"连用,"你赶"也演变为话语标记。由于"等"、"赶"等话语标记功能相同,因此统称为"等"类话语标记。"等"类话语标记具有元语用功能、话题转接功能和语篇衔接功能,表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顺序的元语用意识。我们还把自然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与书面语中的话题转接标记"至于"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及分布上的细微差别,认为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适用语体的不同。     

日本核电产业的演进逻辑: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

按照制度三大基本要素的功能和地位,战后日本核电产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以"规制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一阶段中,日本政府作为制度的垄断者,通过"强制性权力"把发展核电产业纳入了"合法化"的轨道。以"规范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二阶段中,作为利益复合体的"核能村"通过对核电优越性的广泛宣传,用"责任"、"安全"和"道义"的旗帜"绑架"了"反核"、"厌核"的"民意"。以"文化认知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三阶段中,日本多数"民意"是"弃核"、"厌核"和"恐核",然而日本对核电政策取向的"政治决策逻辑"并不会完全基于"民意逻辑"而得出,在能源安全架构中核电仍将占据一席之地。     

在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

"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将"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强调"政治文明"建设,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政治文明"的结构包含纵向两大"板块"、横向四个"层次"("要素");"政治文明"是"特适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我们应坚持"不照搬"与"可借鉴".为此,似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文明重新进行一次理性的解读.     

广东加强党政“一把手”监督的实践及启示

广东省加强党政"一把手"监督的特色是突出抓"一把手"和"一把手"抓,主要实践内容包括打造"一把手"教育监督品牌;拓宽"一把手"同体易位监督道路;有效监督"一把手"用人权;建立"一把手"决策议事制度;强化"一把手"审计监督作用;注重"一把手"监督整体效能。广东省的实践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论教育质量观的十个转变

高等教育呼唤向十个教育质量观转变。由"被动的质量观"转向"主动的质量观",由"物的质量观"转变为"人的质量观",由"教的质量观"转向"学的质量观",由"必须具备的质量观"转向"有魅力的质量观",由"单一片面的质量观"转向"全面和谐的质量观",由"部分人员的质量观"转向"组织整体的质量观",由"暂时的质量观"转向"持续的质量观",由"质量管理观"转向"质量领导观",由"达标质量观"转变为"追求卓越质量观",由"封闭的质量观"转向"开放的质量观"。     

论“中国梦”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梦”有效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探究

提出"中国梦"的"文化复兴"意蕴,是因为文化复兴是整个文明复兴的内驱力,而且文明发展对当前文化复兴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特征"与"中国梦"的特质有内在一致性,比如"推行王道、天下一统"与"中国梦"复兴统一内涵的一致性;"协和万邦、走向共赢"与"中国梦"世界眼光的一致性;"身心一体、通达天下"与"中国梦"、"个人梦"相互关联的一致性;"生命延续、文化传承"与"中国梦"不懈追求的一致性。从传统文化角度强调"中国梦"特质有重要价值,一是激发"中国梦"的文化寻根意义,二是凸显"中国梦"的文化转型意义。     

“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