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困境与出路

在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处于欲罢不能、欲办还休的两难境地,办学成本高昂。高中招生市场上则出现境遇两重天的局面,少数重点校对优秀教育资源形成垄断之势,结果以一校之兴换来的却是一县教育之衰。教育收费水平远远超出了农户的支付能力,农户对现有教育投资成本形成高水平预期,因而降低了教育投资的热情。“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不适合贫困县的实际情况,在县级财政能力严重不足而向上级政府寻求转移支付的渠道又不宽敞的现实条件下,降低教育这种公共品的质量或者增加农民教育负担就势成必然了。在贫困地区,教师数量有余而质量不高,分布结构倒挂,成为教育发展的又一难题。     

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以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对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以稻虾共作技术为例,利用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共935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1）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在技术补贴相同的情况下,农户预期收益越高,越有助于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发生;（3）从人力资本数量来看,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4）从代际差异来看,预期收益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普遍受到预期收益的影响,而技术补贴在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方面代际差异不明显。因此,政府既要加强顶层设计,针对稻虾共作技术制定系统的补贴方案,以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作用;也要强化农户对稻虾共作技术的收益预期,以提高农户采纳积极性,进而实现稻虾共作技术可持续发展。     

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西省45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45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借鉴目标设置理论,实证分析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农户面对宅基地退出决策时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风险预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不同程度的风险预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轻度风险"对新一代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而对老一代农户有负向影响.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起到正向影响,且在风险预期和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生计资本的这种调节作用也存在代际差异,表现为生计资本对新一代农户起到更强的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统筹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农户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而提高农民的生计能力,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5县（市、区）574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期、农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是影响其农地转出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户应对农地流转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理性;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对其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农地流转过程中应慎重对待各类隐性风险,建立严格的风险监管机制;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证农民参与权,同时积极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流转租金管理;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乡差异视角下疼痛的货币化衡量与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动态劳动力调查（CLDS）数据，使用LSA估值法与工具变量法，将疼痛的幸福损失与支付意愿进行货币化衡量和城乡影响差异比较，并从生理、心理、社会融入和经济四个角度考察了疼痛带来的健康折旧效应、经济效应与医疗成本。研究结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疼痛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总体上人们在均值处对单位疼痛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年平均收入的1.1～3.3倍，疼痛上升幅度越大，支付意愿越强。城乡人群的疼痛支付意愿存在差异，农村的相对支付意愿更高。（2）在影响效应方面，疼痛程度上升不仅加速个体的健康折旧，还降低个体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医疗体系、社会就业和稳定有负向影响，并且提高医疗支出成本约26.3%～54.4%。疼痛上升对农村的收入和医疗成本负向影响更大，农村为等量疼痛缓解付出的成本更高，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亲城镇”特征。（3）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的提高与互联网使用可缓解疼痛。文章认为，在医疗保障政策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应重视城乡生命质量差异及其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通过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及互联网等手段提高生命质量，对乡村进行政策倾斜。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对甘肃10个样本村入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户家庭普遍采取兼业化模式,二是个体劳动力有明显的专业化趋势。针对这一特征,建立农户家庭劳动力兼业化配置模型和个体专业化配置模型以理论解释,并通过计量实证考察了农户家庭与个体在劳动力配置决策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基于边际劳动价值、预期收入、风险和就业转移成本等因素的理性决策。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与教育投资,建立并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降低农业生产和城市部门就业风险,是加快推进家庭专业化的政策重点。     

高等师范教育个人投资行为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高等师范教育收费和个人投资行为 ,进而从个人支付能力、预期收益和投资风险三个方面对高等师范教育个人投资行为进行了综合分析     

风险条件下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及其行为反应——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研

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农户生产行为实现其政策传导,那么,在农业生产风险条件下,农户的风险偏好和政策预期是否影响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发挥?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研数据,将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性测试分析方法运用于农户行为研究,分析不同风险偏好农户对补贴政策的预期和行为反应。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态度及其风险偏好通过农户的政策预期作用到农户种粮决策行为,且农户的风险偏好和生产行为决策出现了"效用不一致"的现象,风险规避型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相对较强,有更强烈的稳定粮食生产的预期,据此提出粮食补贴政策设计时应该考虑农户风险偏好特征,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政策放在首要地位,稳定和刺激粮食生产发展。     

基于实物期权的供应链能力柔性决策研究

应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供应链管理中的能力决策问题。通过对能力投资决策的价值分析,给出柔性条件下的能力决策规则,并研究了市场演进的性质、投资成本和缺货成本对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较大(小)的市场、较高(低)的能力投资成本和较低(高)的缺货成本将使得供应链管理者推迟(提前)其扩大能力决策的实施。     

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7617个农民家庭样本，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对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具有门槛效应，收入门槛值处于较高水平；家庭收入低于门槛值对进城就学决策影响不显著，超过门槛值时对进城就学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情境下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存在异质性，其中小学阶段高于初中阶段，跨县域高于县域内，同步方式高于非同步方式。据此，应通过完善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机制进一步降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进城就学扶持政策。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子女受教育状况在农户非农 外出务工决策中的作用

文章旨在分析农户在非农外出务工决策过程中受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文章利用甘肃基础教育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并采用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农村地区非农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决策明显受到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抑制影响，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高中生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7．89％、3．93％、6．90％。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因素在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黑龙江佳木斯地区为例

采用对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南县和桦川县305户农户2009年全年水稻种植投入产出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运用Logit模型对固定生产投资可能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农户对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对固定生产性投资有显著影响;是否发生灾害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运用Tobit模型对生产性资金投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收入、信贷水平和家庭住房价值、农户对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期望度、是否发生灾害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在模型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水稻种植户增加固定生产性投资和增加生产性资金投入的合理建议:提高稻米最低收购价格;提高水稻种植的规模化程度;努力提高水稻种植户的教育水平;确保水稻种植户能够及时获得生产性资金贷款。     

农民子女教育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杨凌示范区为例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家庭的教育观念或教育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教育投资的态度表明农村居民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待已经居于大多数;农户对男孩和女孩教育成功的期望已相差无几;家长受教育水平愈高,教育投资增长也愈高。通过农民子女教育投资与家庭经济收支现状研究,发现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由于教育支出的增长是农民以牺牲家庭生活为代价的。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评估及其特征研究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指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它具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普遍特征。通过模糊数学综合评价等数学分析方法,可以评估我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大小;通过城乡及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对比分析,可以分析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独特性。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子女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理论模型,以福建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分析影响农户中等职业教育决策行为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子女中职教育决策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23、0．38和0．50;农户子女学业成绩、家庭资源禀赋和中职教育成本收益对农户子女中职教育决策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361、-0．0276和0．3018。     

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消费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

影响农户教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子女受教育阶段、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文化程度及从事的职业都是影响农户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 ,促进农村教育消费的发展 ,需要改善教育消费环境 ,促进农村教育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增强教育消费的可选择性 ;增加农民收入 ,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提高农民的教育消费倾向 ;建立社会助学资助体系 ,确保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