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栻的哲学思想

张拭(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是南宋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时称“东南三贤”。其父张浚,曾为南宋宰相,是著名的抗战派领袖。张栻本人礖喂舨吭蓖饫杉嫫鹁永墒塘⒐佟⒔曛⒂椅牡钚拮戎啊U艝虻闹髦饕小赌闲塾锝狻贰ⅰ赌闲献铀怠贰ⅰ赌闲姿怠泛汀赌闲募返取?自周敦颐创立唯心主义理学以来,经程颢、程颐,到朱熹成为集大成者。张栻与朱熹同时,他以二程的再传弟子五峰先生胡宏为师,通过胡宏继承了程氏学说。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十分密切,二人经常相互探讨学问。张栻自述说:“元晦有所讲论,其间亦有与鄙见合者,因而反复议论。”(《文集·答舒秀才》)张栻的思想虽不及朱熹思想那样,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他与朱熹“相互博约”,(《宋史·张栻传》)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二程学说,使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     

论“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张栻、吕祖谦是齐名于南宋时期的理学家蛉说难趸疃诘笔敝泄涎睾5厍?故世称“东南三贤”。其中,朱熹(1130—1200)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虽比不上朱熹,然而各有特色。吕祖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注重历史和文献的研究,同时注意汲取当世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料,创立了以史学见长、杂博著称的“吕学”。张栻是抗金名将张浚     

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

朱熹"状"仁之体突出的是"公"的价值,贯穿的是"爱人"的观念。仁与公的关系,实质上即仁与人的关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不构成爱的原因,但却是落实博爱所必需,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条件。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从坚持仁与爱相关联出发,朱熹要求于情中体性,在爱中及体。相应地,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朱熹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认为不能以用代体。佛教的无缘之爱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毁己以成物,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儒家由亲亲到仁民爱物,是实施博爱的最现实的道路。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首届张栻学术讨论会在蜀召开

首届张械(南轩,1133—1180)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1月5日至8日在张栻故里——四川绵竹县召开?嵋橛伤拇ㄊ∩缁峥蒲г骸⑺拇ù笱А⑺拇ㄊ∩缈屏⒑洗笱г缆词樵骸⑺拇ㄊ〉卵羰形幕帧⒌卵羰忻嘀裣厝嗣裾八拇ㄊ≈泄苎费Щ崃现靼臁?张栻为南宋时著名理学家,在当时与朱熹、吕祖谦一起被人们称为“东南三贤”。张栻生于蜀地,而其生平活动主要于湖湘。他曾主教于岳麓书院,并创办“城南书院”(后毛泽东同志就读的湖南一师前身)执教其中。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颇具     

张栻与湖湘文化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械生于四川,长于湖湘,自幼随其父抗金名将张浚谪居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学以“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往衡山拜理学大师胡宏为师。以后创办城南书院(今湖南第一师范),又长期主持     

魏了翁与宋代蜀学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时与真德秀齐名,并称“真魏”。以私淑张栻、朱熹为业煸迥?119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佥书枢密院事。一生积极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清除“庆元党禁”对理学打击的影响;超越朱熹,发展理学;研治经学,著有《九经要议》等书,为发展理学、经学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     

张栻为湖湘学的集成

张栻为湖湘学集成,系统阐述了湖湘学理论思维,以太极为核心范畴,圆融理、性、心等范畴,展开其逻辑结构,企图将道学的核心范畴加以融突和合。首先,张栻解太极为所以生生者,由太极生两仪,乾坤的开合变通而衍生万物;太极又为皇极中道,为道器有无相即不离,为体用一源,使得太极既有形而上的本根性,又有融合形而下形器的圆融性。其次,张栻解理融突万物本根之理与百姓日用之理,所以理既为万物之所以然,又万理在万物,理化私欲为天理,理为伦理道德。再次,张栻讲太极性也,认为性之本善,而气禀之性有善有恶,对于性善论有着自己的思议。最后,张栻以主于性为心,认为心既是道德主体意识,又是总摄万物的总体,以居敬主一工夫来求放心,以达到主体道德的觉解。张栻并未能建构完整的理论思维体系,其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如朱熹与其讨论中和之辨,受其影响很大。     

朱熹与张栻的学术交往及相互影响

本文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     

张栻与岳麓书院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是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栻生于西蜀,长于湖湘,自幼受学于庭教,深受其父抗金名将张浚思想的影响。既长拜理学大师胡宏为师。以后长期主持岳麓书院教事,研究、发展了理学,奠定并扩大了湖湘学派的规模。通过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岳麓书院成为当时学术的中心,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对湖南、四川乃至全国的学术、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主教岳麓书院宋代学术发达,两宋文化继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北宋时期,各理学流派开始形成,其主要派别有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和     

船山对湘学的继承与发展

船山学术尊张载也尊周敦颐,他认为二人的学术思路是一致的。他批判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也批判朱熹理学末流“沉溺于训诂”,抱残守缺。他要弘扬的是周、张正学,同时也是弘扬与周、张学术一脉相通的胡宏、张栻湖湘学派。     

张栻与宋代理学

<正> 张栻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与当时众多的学者互相辩难,对于哲学和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南宋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地位不容忽视。一、确立了集众家之长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这个学派,由胡宏开创,而张栻集大成。张栻在     

对湖湘学派的全面总结

湖南教育出版社近年连续出版了《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和《湖湘学派源流》二本专著(以下简称《张栻》、《源流》)。这是宋明理学研究中可喜的成果。笔者读罢全书,仿佛一颗明珠从理学的浩瀚典籍中,从近世学者多已忘却的历史中,重新被采撷出来。虽然首先采撷这颗明珠的不能完全归之二书作者,诚如《张栻》作者在前言中说的:“我的恩师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首先在学术界把张栻及其湖湘学派列为理学中重要的学派,并对其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作了独到的论述。”亦如《源流》所述:“湖湘学派那些不受注意的思想却在海外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第425页)但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这两本著作,却是研究张栻、湖湘学派的全面系统之作。     

张栻易学思想初探

张栻作为理学家,在易学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其易学思想与朱熹较接近,走义理易的路向,视《周易》为“载道”之书;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中有象数易内容,对太极、阴阳等范畴的探讨也具有独创之处。     

“南岳唱酬”另面观

《南岳倡酬集》是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于乾道三年游南岳唱酬的诗歌结集,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学界对《南岳倡酬集》古藏本及集中诗之真伪、倡酬诗内涵与风格多有研究。但"南岳唱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则鲜有人考察。"南岳唱酬"是南岳旅游史上的一次壮举;"南岳唱酬"是"心性之学"讨论的诗意表达;"南岳唱酬"中的"禁诗之约"值得关注。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探微——从朱学的视角看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素称难解。己丑(1169)中和之悟以后,朱熹对该句的诠释历经反复,其定说保存在成于乾道癸巳(1173)的《太极解义》及《通书解》中。朱熹对该句的理解虽符合儒家的义理,且有其经典的来源和训诂的依据,却未必是周敦颐的本义。在朱熹解的基础上,结合《通书》中的相关段落,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越出朱子学的义理架构,又更符合周敦颐本义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还可以回应张栻、吕祖谦、牟宗三、劳思光等对其提出的各种批评。     

朱熹与胡宏门人及子弟的学术论辩

朱熹与胡宏的门人和子弟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学术论辩。他们的辩论主要围绕着性之善恶、以觉训仁、涵养与察识、观过知仁等问题而进行。朱熹认为胡宏是＂性无善恶＂者,胡宏的从弟胡实提出不与动对之静等观点来证明胡宏不与恶对之性论,遭到朱熹的批驳。胡宏门人和子弟推崇以觉训仁以及观过知仁等观点,亦为朱熹反对。在察识与涵养问题上,朱熹主张涵养和察识并进,而以涵养为本,胡宏的门人子弟等湖湘学者则只主张先察识后涵养。     

胡宏性本体论对张栻的影响

张栻治学以周程为究竟,终身崇信而笃守之。但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虽然张栻从其问学时间不长,所受影响却不可小视。对胡宏的性本体论,张栻基本认同,但不满于将太极定性为形而下之气并置于从属地位,且认为以性指称本体也有有静无动、有体无用之嫌。于是通过对胡宏太极范畴的改造,克服了其理论缺陷,使其性本体论向二程靠拢。这反映了胡宏思想对张栻的深刻影响,以及张栻不固执一隅,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