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浙江实际的理论分析

家庭的生育决策选择取决于边际孩子预期成本与效益比较,通过利益调节,有效降低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达到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目的。本文结合浙江省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实际,对利益导向的理论、改革、实践、问题与启示进行比较深入的阐发。     

农民生育行为受环境影响的分析及对策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近几年成绩非常显著。但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却收效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环境对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 现阶段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家庭经济环境的软约束性。家庭经济状况,特别是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是决定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农村大多数地方,孩子生育的成本偏低,加之农民的现代商品意识还不成熟。他们通常不分析生育孩子的成本效益,认为“养娃不算饭钱”“一头牛是放,几头牛也是放”等。往往表现出重男轻女,重生轻育,重孩子数量轻孩子质量。家庭经济环境的好坏对其多生少生的影响,约束性非常之弱。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人口控制

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作为调整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经济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目前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过快,农民多生、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与农村现行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深入研究分析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的关系,妥善处理二者间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对于农村控制人口增长和发展社会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利益导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苏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

笔者近日调查,目前苏北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依然较快,农民盼望多生和生男孩的要求十分强烈,躲胎、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光靠简单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调整经济利益导向机制.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调查发现,现行农村的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有较多的不相协调之处:1.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刺激着农民的超生愿望近几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格局,强化了家庭作业的个体功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降低孩子效用与降低农村生育率

自农村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人口控制和经济改革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口控制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近两年来,理论界有人提出用孩子成本一效用说,来作为适应改革的控制生育的经济对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改革大潮和商品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卓有成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必须适应变化了情况,弄清并理顺生育行为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注意从利益导向上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少生少育,而同时采取提高孩子成本和降低孩子效益的措施,则可以刺激农民从观念上改变传统的家庭生育决     

我国城乡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

家庭生育经济决策,实际上是通过对孩子预期净效用(即预期效用减成本)的评估,决定是继续生育还是终止生育,是多生育还是少生育,是选择孩子的数量还是孩子的质量。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生育决策也会随之变化,这就是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大体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种: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三省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生育决策行为的序次模式的视角出发,将农村一男户和一女户的再生育意愿在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上进行比较,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采集的三省六地"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运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没有显著差异,都希望再生一个孩子;二者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一女户更想再生一个男孩,而一男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中国农村中"一儿一女"的孩子结构诉求仍是主流。理想孩子数量与性别结构、婚育新观念等文化因素显著影响再生育意愿。     

人口拾零

农村计划生育要形成自我约束新机制。北京经济学院的魏津生副教授在记者采访中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农村把一个孩子养育成人每年只需120元,加上现行农村改革实质鼓励农民多要孩子,因此计划生育在农村推行不顺利。所谓“自我约束新机制”包括一是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会经济价值;二是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以对农民家庭生育需求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少生优生。     

“大连市生育成本调查”结果分析

生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与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2006年,大连市人口计生委和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联合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受生育成本持续上升趋势的影响,尽管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二胎的人群不断增多,但大连的生育水平不会有显著提高。     

农村婚姻、家庭与生育

<正> 婚姻家庭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婚姻家庭问题与人们的生育行为密切相关。生育行为归根结蒂由妇女承担。全国约有2亿育龄妇女,在农村的则有1.6亿多,可见控制人口的重点在农村。因此,搞清农村婚姻、家庭与生育的现状,将为掌握农村婚姻家庭生育的规律、指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制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所必需。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我门于1983年9月深入到鄂东北大别山区的红安县进行了一次5.61%的抽样调查。这次抽样调查共分两个层次:简表的调查对象为全县已婚有龄妇女的5.22%,共4,265人,叫大样本;长表的调查对象为大样本的12.31%,共525人,叫小样本。本文拟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理论和定量分析的方     

中国生育率下降实践和生育政策成本——效益

生育政策成本-效益概念可定义为按一定生育政策规定,因超过或满足生育子女数而增加或减少的孩子成本与效益。应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增大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直接经济效益,增大超生子女生育政策直接经济成本,这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所在。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调整利益导向机制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苏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正> 据调查,目前苏北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农民盼望多生和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时有发生。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光靠简单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调整经济利益导向机制。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然而,农村现行的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有较多的不相协调之处: 1.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刺激着农民的超生愿望。近几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民生育决策背后的需求动机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人口学的解析,作者尝试着提出了一个有关生育需求层次结构的理论假说,认为在中国农民实际的生育行为背后隐伏着一个复杂的生育需求体系或者说结构。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包含着二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生育的动机问题,即为什么“生”;第二层面则是具体的生育偏好问题,即“生”什么,如何“生”以及“生”多少这三个相关的问题。作者强调指出:在家本位文化背景下的生育决策中,生育是一种不可完全由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的强烈冲动,在经济上似乎并不合算的“生育”在传统文化层面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三种生育偏好中存在着一种由文化自觉编排好的内在逻辑,即性别偏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时间偏好,最后才是数量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