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

标明为明人李贽评点的《水浒传》,至今犹存的版本有三种:即容与堂一百回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以下简称“容本”)、袁无涯一百二十回刻本《出像评点水浒传全传》(以下简称“袁本”)和芥子园一百回刻本《忠义水浒传》。芥子园刻本的眉批和行间夹批,基本上与“袁本”相同,且是清间刻印,因此没有加以辨析的必要。“容本”与“袁本”都刻印于明万历年间,虽都标明为李贽所评点,但其评点的笔调风格、艺术见解、思想内容均有极大的不同,显然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弄清两者之间到底那一本是李贽的真迹,对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以及李贽在批评史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倾向于“容本”是伪托,     

瑞光塔发现咸平本《大随求陁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

一九七八年四月在苏州市瑞光塔发现了一张北宋咸平四年(公元一○○一年)刻本的《大随求陋罗尼》经。许鸣岐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期《文物》上发表了《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一文,认定此经为北宋咸平四年杭州刻本。许文说:“刻印《陀罗尼》经咒(汉文)皮纸的产地:经咒是北宋初在杭州刻印的。当时杭州盛产皮料纸,故经咒所用皮纸,应是当地所产。”笔者对此经初步研究,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为了论证此经是苏州刻本,先把此经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略谈山东刻书及其在文化史上的作用

从我国版刻史来考察,刻书不外分官刻、家刻、坊制三种。官刻、家刻,始于五代,坊刻的时间更早。现在流传下来的刻印最早的唐咸通九年(868)卷子本《金刚经》和在四川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前者是佛寺僧人所刻,后者可能是家刻或坊刻。五代刻本流传下来的只     

《聊斋志异》词语注释补正

该文概略的指出了 ,自清道光年间的吕湛恩与何垠的《聊斋志异》注释本问世 ,中经民国至今的《聊斋志异》注释本十余种 ,历时 170余年 ,在《聊斋志异》词语注释中所存在的问题 :错抄、误注、阙如等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加以补正     

《唐彪家塾教学法选注》前言

唐彪《家塾教学法》系《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的合刻本。这个合刻本,最早刊刻于康熙年间。我们发现的版本有两种:一种是只有毛奇龄序的;另一种是有仇兆鳌和毛奇龄两序的。毛序写于康熙38年(1699),仇序较毛序早1年,写于康熙37年(1698),两种版本内容一致,个别条目前后有参差。刻本的扉页,右上首署“毛西河、韩慕庐、仇沧柱三     

避讳在《近思录》版本鉴别中的作用

“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当不知一个时代刻本的具体刻印时间时,当难辨同一种文本的不同时代版本时,当各家版本鉴定存有争议时,当一种刻本原本不存,传注本又较多时,若作推断,则往往依据避讳字。例如以避讳字有助于鉴定《近思录》的不同版本。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三题

依据可靠资料,经过缜密考证,对清初现身的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的源出、刊刻时间、两部传世刻本的差异上获得三点新见:一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源于作者孙樵的自编本,二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成于光宗绍熙年间,三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传世的二部是初印与后印关系。     

《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

(一) 早就听说北京的中国书店曾经收购到一部《聊斋志异》的旧抄本,书名别作《异史》。仅只这一特别的书名,也就颇让研究《聊斋志异》研究者感到兴趣。可是,后来此书却下落不明,我也无从得以过目。前几年,我写《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论及《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便深以没有能够见到其书为憾。去年初夏,《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在富春江畔开会,会间应青年企业家蒋放年君     

《古赋辩体》版本研究

元祝尧所编之《古赋辩体》10卷,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该书现今可见的版本有6种:明成化二年刻本;明嘉靖间3种刻本(熊子修刻本、康河刻本、苏祐印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本文对这6种版本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文字比勘,认为成化本是现存诸版本之祖本,该本据祝氏家藏稿本刻印,文字准确,内容完整,可以校正此后诸版本之错讹,并且能够全面反映祝尧的赋学观念与赋学成就.四库全书本对祝尧原书有所删削,十分可惜,但其中文渊阁本文字可靠,书法隽秀,使用颇为方便;而文津阁本则错误较多,其价值远在文渊阁本之下.     

谈古籍校勘中版本的优劣与择取——以点校《对山集》为例

康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擢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为文学史上明代“前七子”之一.其文集《对山集》,从明嘉靖间开始刻印,到民国6年再版,共有10次版刻,该集有初刻本、补录本、校订本、选刻本,但各本文字错综迥异,难以卒定.文章在全面点校、整理《对山集》及多方求证的基础上,求实求真,指出各本的渊源及特征,为《对山集》的校勘提供科学依据,并依此来探讨古籍校勘时版本的择取问题.     

《剪灯新话》的版本发现及其意义

《剪灯新话》存在早期抄刻本和晚年重校本两种版本系统。但由于缺乏文本验证,学界对早期刊本往往语焉不详。《剪灯新话》的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虞淳熙序本等全本,《太平通载》《稗家粹编》等选本,均属于《剪灯新话》早期版本系统。章甫言刻本系今见最早的《剪灯新话》早期刊本的全本,朝鲜《训世评话》则保存有最早的早期刊本证据。《剪灯新话》早期版本的发现,有利于深化《剪灯新话》的版本研究、细化《剪灯新话》的传播研究、体察瞿佑前后期的创作心态以及培养学界的《剪灯新话》版本征引意识。     

关于宋刻本在古籍中的价值问题

在版本学上，宋刻本因其年代久远、流传极少，所以十分珍贵，因而在古籍整理中也出现了不少唯宋刻本是从的情况。其实，考察宋刻本在刻印前的校勘、刻印过程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诸如校勘草率、漏刻、误刻等几乎无书不有，这一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宋刻本在古籍整理中的地位。     

談乾隆三十二年刊十八卷《聊斋志異》残本

一今年九月八日河南日报第一版报导了河南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新近发現了原刊十八卷本《聊斋志异》的残本,这个本子在《聊斋志异》版本系统里一直是被研究者注意的,一旦发現,令人十分兴奋。我們在最近,得到机会,获睹这一卷难得的残本。这本残本,是十八卷《聊斋志异》刻本的最后一册——卷十八。书皮深蓝色,正文四十頁,前有目录一頁,后有长洲宋允睿跋語二頁。书高十九点三公分,寬十一点六公     

《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唐以前版本今皆不存。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在京都东寺库中发现的唐写本残卷。北宋《世说新语》流传较广,版本众多。其中,经晏殊整理过的晏氏本,被认为是现行三卷通行本的祖本。大约至南宋时,《世说新语》始有刻本,现在所知的南宋刻本为宋绍兴八年的董弅刻本,宋淳熙十五年的陆游刻本,宋淳熙十六年的湘中刻本等三种。逮至明朝,《世说新语》大盛,各种版本繁多混杂。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为王世贞刊印的《世说新语补》系列,一为袁褧刊印的嘉趣堂刻本。清代,《世说新语》所刊本基本上沿袭了前朝,…     

薛冈《天爵堂笔余》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有一则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和刻本问世的重要资料,以往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经深入考索,得出了更加切实的结论:薛冈在京看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至三十年(1602年)九月之间;包士瞻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的,这也是《金瓶梅》刊刻面世的下限;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应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