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经验之间:试论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基础

美国联邦党人的政治哲学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后的智识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洛克的理性,确立起联邦宪法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他们又借助休谟的经验,为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基础.理性与经验之间的政治哲学基础,使美国联邦宪法在理想的政治价值原则和现实的政治秩序要求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宪法实施中立法的裁量空间

为了最优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宪法精神,通过立法的宪法实施就必然面临立法干预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利保障之间的合比例问题。宪法实施可以分为政治实施、制度实施和规范实施。宪法的政治实施之外,以确定性和客观性见长的制度实施与规范实施不可或缺。宪法规范包含形式原则与实质原则。形式原则不仅赋予立法权以民主合法性,而且还支持其享有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对立法的合宪性控制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立法权的自主裁量空间的范围,也即形式原则与实质原则的权衡。在德国法关于比例原则的讨论中,建立一个包括侵犯程度、抽象重力以及经验认知程度的称重指标体系,可以更理性客观地实现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这对于我国的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行使立法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追寻政治理性的社会基础——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探析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深层意蕴在于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不懈追寻.哈贝马斯在这一思想中描述了曾经作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崩溃;提出了重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的构想.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这一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追寻中凸现.     

Reasonable, rational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变化

理性是政治哲学的论题,理性的分裂与整合直接影响到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动向。当代政治哲学对于reasonable和rational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是自理性被概念化以来本身就具有的。理性的分裂影响着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动向：使政治学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及其科学化的转向,完成了政治和行政及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促使政治智慧转向政治知识,引发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现代转译。理性的整合也使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整合,经验方法与规范方法的互补和政治与行政的联袂。     

从“深奥哲学”到“简易哲学”:休谟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

休谟竭力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力求为哲学重新奠基。经验主义哲学方法对于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构和体系具有毁灭性作用。休谟将一切观念最终都还原为印象,一切观念都可以从印象中寻找到初始根据。在休谟看来,印象优先于观念的原则普遍有效。精神世界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与自然世界的自然事物之间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与理性形而上学不同,休谟借助于人在经验和观察基础上养成的习惯界定一般观念或抽象观念,并借助于语言寻求一般性。在反驳笛卡尔自我观念的虚妄性基础上,休谟将自我观念严格地限定在经验与观察的印象基础之上加以阐明,即在原始知觉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对自我观念进行哲学辩论、辨正和改造。     

“例外”与“常规”的争执——施米特与凯尔森法哲学比较研究

施米特的法哲学思想以“例外”(Ausnahme)为标志,凯尔森的法哲学思想以“基础规范”(Grundnorm)、“常规”(Norm)为标志.两者之间的冲突,远非20世纪30年代“谁是宪法的守护者”那场论战所能涵盖.除了“宪法的守护者”之争外,两人还有更深层次的冲突:启示与理性以及圣经旧约与新约的冲突.这一冲突恰恰昭示出现代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最核心问题——实际也是西方思想的关键问题!施米特没有回避这一思想争执,他创建的政治宪法学,将凯尔森的纯粹法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法哲学理论之中,从而既保留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地位;又以“例外”昭示现代人:“启示”并没有被“理性”所击溃.     

有限理性与开放的形而上学——洛克宪政思想的哲学基础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的哲学思想和其《政府论》中的政治思想是紧密联系的,《人类理智论》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是《政府论》中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政府论》中人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以及洛克的宪政理论都是建立在其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而其经验主义哲学当中的关键部分就是对人的理性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政治观的比较——伦理目的论视角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分别是古代政治哲学和近代政治哲学的杰出代表,他们政治观的差异反映了古典政治哲学和近代政治哲学之间的范式转换。本文以伦理目的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两位思想家政治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展现了伦理目的在古典政治哲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政治目的在近代政治哲学建构模式中的消解。这种转化使得古典的伦理政治观为近代的功利政治观所取代,并为人们建构现代的政治制度和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观念基础。     

试论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现代性的哲学观念是指在近现代哲学中形成的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思想基础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意识。现代性最根本的哲学精神是理性意识 ,理性意识的目标和根本功能是达到合理性。近现代哲学在理性意识的指引下形成了三大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主体性观念、主体间性观念和历史性观念。在三者中 ,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只有在历史理性的参与下才能达到其合理性。     

宪法正当性的逻辑追问

宪法的正当性承载着宪法元问题的逻辑追问.宪法的先决问题即宪法正当性的来源问题,它源自于人们对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威的信仰基础和正当性追问.追问宪法正当性的价值在于: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国家理性的正当性根源和现代宪政的本质,还有助于实现宪政的中国语境转换和正当性资源的继承.     

宪法和宪政以个人为本的哲学基础反思

法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近现代宪法与宪政所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是以个人为本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由此引申开来的个人的志向、价值、福祉、安全等价值观念,构成了近现代宪法和宪政所建立和发展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的。     

近代西方自由平等思想述评

自由平等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讨论的主题．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正是围绕着自由与平等这两个政治范畴及其内在关系的探讨而展开的．这正体现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特殊面貌．如果说近代西方政治哲学集中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那么，自由平等思想则集中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以及他们对政治事物的认识．在近代西方，大多数政治哲学家都把视野投注到现实的政治事物并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政治现象．他们高扬人类理性的地位，直接摒弃了宗教蒙昧主义，他们的政治理论是与封建主义作斗争并作为封建神权政治观的对立面…     

有限政府还是有效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去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人性假设,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面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人学基础考察,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全面深改"阶段的中国政治社会新常态,不如说是为着更多新的、有价值的政治思想资源和政治制胜方法论。     

“市民”、“公民”的二重化与人的自由解放

鉴于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通过对二者在人的"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及自由问题的分析,对他们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共性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从二者的差异中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批判性地吸取卢梭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其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超越,建立了自己新型的政治哲学。     

论早期儒家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

早期儒家的王道政治是价值理性的体现,霸道政治则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征。早期儒家在对天道、历史和人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选择了价值理性,儒家的这种选择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基本的价值倾向,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司法审查与民主关系的存在视角解读

司法审查的正当性要以宪法为判断根据。以规范宪法学为主要哲学基础,以建立在宪法规范上的逻辑分析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存在视角,是研究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又一条思路。应该在明确区分司法审查制度与民主制度在交叉与平行、违宪与合宪的语境的基础上,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特征论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代性悖论凸显,具有社会价值基础和整合功能的公共理性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理性、西方现代公共理性的特征。     

洛克政治哲学的神学维度

我们总是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近代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在西方近代早期,宗教问题始终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本文以洛克的理性观为线索,探讨了洛克对理性与信仰、信仰与权力的看法,追溯了洛克政治哲学基本概念的圣经基础,以及在洛克的圣经历史观中,基督的降临对于政治社会的意义.     

休谟经验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神会"

休谟拒绝上帝、纯粹理性、物质实体作为他的经验论的基础,也否认有抽象观念存在,从而拒绝一般原理和规律成为他的经验论的基石,标明了休谟对形而上学的反对,这些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基础的清算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休谟在经验论中对理性的拒绝及对信念和习惯等非理性因素的发现,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理性的全方位的批判和对非理性主义成分的开掘,又有着极端的相似性;休谟经验论的人性基础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的生存哲学转向和日常生活转向不谋而合.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