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的创辟与瞻顾——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然而她在古典时代却是一门与中华文化共生的学问,很早就具备学术的品格了。可以说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术与学问。随着中国古代文论日益融进中国现代文艺学建设的主流话语,古代文论所蕴涵的深厚的人文性,以及既从大处着眼,又善观细部的学术特点,为当代文艺学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不过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文论究竟如何融入现代文论,其间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存在着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风雨历程,不独是学术自身演变的历程,她又与政治风云、社会变化息息相关。这些学…     

新历史主义与新时期影视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普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影视常常将古代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亦喜亦乐的情节化故事,将历史上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企图调和空间距离与时间进程的分离,为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狂欢场景,从而满足他们实现社会认同或本能欲望的白日梦。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对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影视的影响表现了一定的担忧。其实,尽管新历史主义影视编导采用了游戏历史和消费历史的策略,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错乱,但我们在评价此类影视文本时,仍然要有历史尺度:我们在欣赏此类影视时,应考察它们是否能将历史进行重现,并以历史主人翁的身份回顾历史和改造现实。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历史主义解读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解读这个理论,长期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偏颇,历史主义解读是对这种偏颇的纠正.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是被包含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方法论.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历史主义更具统摄力和剖析力.     

论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实践根基

历史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来源于黑格尔,但又根本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奠基于唯心主义的思辨理性,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则奠基于实践的人类理性.马克思的这种奠基于实践理性的历史主义,把握到了历史相对性和确定性的统一,同时也将历史的确定性与人的能动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而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决定论.     

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既是悠久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宋代书院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传统书院也在悄悄兴起,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将会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不仅仅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而且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模式与人文价值。     

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介绍到欧美、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向世界介绍祖国文化的新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传为其后来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文论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文论的 整个发展过程。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文艺本质观，特别是考察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情感论的发展，能够 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新历史主义诗学与新历史主义小说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在历史真实的个人化书写、历史必然性的质疑、大写历史的小写化、边缘历史抵抗主流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没有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复杂的理论渊源和真正的滋生土壤,因而,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嫁接”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相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主义根基:遗忘与重建

自产生之日起,历史主义理论就一直为它内含的矛盾所困扰:既要对事物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给予肯定,又要为其寻求确定性根据。在历史主义的诸种类型中,只有与决定论相结合的历史主义,才能避免相对主义的困扰,合理地处理这一矛盾。黑格尔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观,只是虚假地克服了历史主义所必须面对的这一难题。马克思哲学既主张超越性的理想,又要在现实的历史中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寻找必然性根据,因此它在以历史性原则揭示人的自由的同时,又以科学认知为自由的实现安置了客观性和确定性的基座,构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长期以来,由于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历史主义根基,就出现了单纯从认知进路上和单纯从规范进路上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两种倾向。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哲学来说,重建它的历史主义根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解读

新历史主义正在中国文坛变得越来越炫人眼目,新历史主义正在崛起,并成为一支大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论述本题以前,对于题目概念,有一个交待的必要.关于本题,有人称之为新历史题材小说或新历史小说,我则倾向于涵括力更强也更切实际的“新历史主义”这个概念.     

宗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国家具有典型的宗法文化特征。在宗法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忠君爱民为基本内涵,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以大一统为重要历史主题。宗法文化赋予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保守性。     

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园林艺术的影响

从文化和社会两大方面分析我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特有的山水思想。     

从先秦濮越文化信息解日本古代国名

日本古代国名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必然影响到中日两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进程。日本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其古代文化主要受到中国的影响,"扶桑"、"倭奴"、"狗奴"、"邪马台"、"大和"等日本古代国名均可以从中国先秦时期濮越文化的遗传信息中得到启示,从而破解这一历史悬案。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远古湖湘水文化的时空透视与洞庭湖船文化溯源

洞庭湖远在华夏文明伊始之前即为汪洋大泽。居住在水边的湖湘远古各族先民们所创造的灿烂水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湖湘文明孕育出了洞庭湖船文化 ,它是世界船文化和中国龙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轩辕作舟”之说不可靠。它同视洞庭湖地区为蒙昧的“南蛮”地区一样 ,都是受了所谓中原正统文化观念的局囿。湖湘远古居民的灵感、智慧、思维和创造力 ,对中华文化构成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孝”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始意蕴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德。自"孝"文化产生时代起,它就受到了特别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孝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由家庭道德到政治道德的历史变迁。"善事父母"不是"孝"字的原始涵义,而追祀事鬼、"继志述事"更接近"孝"的原始义。甲骨文的"孝"字与金文之后的"孝"字结构及其涵义的差别,反映的是殷周之际伦理文化的变革,即由"神本"伦理到"人本"伦理的变革。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与近代变革

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根基最深厚、民族认同感最强烈、实际影响最深远的法律文化传统。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开始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正在逐步地失去,而开始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不少内容在现代仍具有建设性价值。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