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幽赞神明之易象及元气浑一之太极,既为人文之元,也是中国文化的诗性之源。因此只有回到《周易》,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根。诗性文论与《周易》的血脉相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易之“太极”的自然本元性和原始混沌性;二是诗性文论的思维之“方”,源于易由两仪、四象而太极的整体、直觉和象征性体认;三是诗性文论的言说之“法”,源于易说太极的诗画相谐、言象互济。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二十四诗品》批评模式的"诗性"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二十四诗品》是一部以诗歌形式呈现出来的诗歌理论著作。其“诗化”的批评方式不仅体现在其外在形式的诗歌化,更体现在其理论文本内在批评理路的诗歌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家大多从西化的理论模式出发,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二十四诗品》,其实恰好掩盖了其批评模式的“诗化”色彩。而通过彰显《二十四诗品》批评模式的“诗性”特征,则可以揭示出这种批评模式在推动我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积极对话方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泰国华文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性智慧

泰华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五四新诗、台湾现代诗和大陆朦胧诗等影响,但就其精神内核来看,在泰国华文诗歌的汉字书写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精神,蕴藏着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其中,儒家诗教观念是泰华诗歌意绪表达的内在支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是泰华诗歌言说方式的审美追求。泰华诗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承续并不是僵化的。尽管说泰华诗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说包括泰华诗歌在内的泰国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对艺术理性性能维度的美学阐解

明清时期文论家揭示出审美领域中艺术理性的四个性能维度,这就是求同性、主常性、有穷性、求善性维度。四个性能维度审美标格同一,整合性地标示出认识论、价值论、审美论的意义祈向。     

论形而上审美性地位的重新确立

形而上追求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性文学潮流 ,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关注。关于形而上的审美性存在在传统文论中有许多阐述 ,别林斯基关于诗与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论述受到了柏拉图、黑格尔等的启发 ,其观点颇具经典意味和影响力。而在现代文化语境中 ,作为诗性流播的形而上实现了根本的转型 ,意义指向由道德转向了精神 ,表现方式由明晰转向了隐晦 ,审美心理由回忆转向了体验     

中国古文论诗性特征剖析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文论家不仅用诗的精神和诗的性情识鉴品评文学作品,而且用诗的思维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品评结果,并最终形成具有诗性内质和外观的文艺理论。且不说历代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无处不洋溢着诗的激情,无时不显露出诗的智慧,即便是最具理论形态和思辨特色的《文心雕龙》,也是不乏诗性的。彦和论“神思”则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说“风骨”则曰“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谈“物色”则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这是文论,这又是诗,亦诗亦论,论在诗中。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审美范畴“气象”的生成与内涵

古典文论范畴气象根植于传统气论,但不由气论直接衍生,也不由文气论创造。受制于古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历史演进,气与象各自的哲学意义均出现分化,具象性特征渐趋明显,气象由“气像”到气之象开启了向“特征之特征”这一语义的衍化过程,进而被古典诗文创作和批评所引进。气像论于唐渐入诗歌理论,于宋臻于兴盛,最终由哲学理论演变为表示诗歌审美空间或审美形象的审美品格的代称,并在情景交融之作与纯粹论理之作中产生了用法的分化。     

唐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比较研究

唐诗论和阿拉伯诗歌理论是世界抒情诗歌理论发展两个重要分支,在诗歌语言形式与修辞分析、诗歌的审美空间的拓展、诗作鉴赏方面都有大量详尽的论述分析.两个同属东方文学的互无影响的诗学体系在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方面表现出的一致的客观态度,诗歌美学方面诗性与科学性追求的差异引人注意.     

情性本体与文学语言的诗化意义呈现——以宋词语言为例

存在于言说主体审美想象性体验情境之中的文学语言, 以其独特的结构和表达方式, 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诗性特征, 言说主体行走于其中, 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言说主体生命情感体验的意义世界, 从而将言说主体与宇宙、 天地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来, 建构出一个言说主体与外在世界进行心灵沟通与交流的独特世界, 从而使得情性本体成为文学语言诗化意义的生成维度. 宋词艺术中的文学语言, 也在词人的意指性创造实践活动中,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词人丰富的内心情感体验, 并为词人提供了一个意义存在的精神家园.     

比较美学:"本质主义"崩溃后的路向——岩城见一教授访谈-对谈录

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形形色色的"本质主义"遮蔽了对艺术理解的多样性的事实昭然若揭.文艺复兴以后的"透视法"就是逐渐被构成主义构成的一个"本质主义".比起帕诺夫斯基和冈布里奇,艺术理论家布里秋鲜为人知,但是他的"A-U关系理论",使超越"透视法"这一"本质主义"成为可能."本质主义"崩溃后的21世纪"比较美学"要致力于总结人类开放的想象经验,充分认识那些不能仅仅在语言意义上理解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内在逻辑.     

李齐贤诗中的马意象探析

马作为一个意象,在李齐贤诗中多次出现,它被寄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诗歌艺术上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在马意象的背后蕴涵着作者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     

“形似神不似”：诗歌与音乐的区别及其艺术原理意义

虽然诗歌和音乐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在艺术根源、幻象性质、语言运用、符号载体、内在品质这些方面分别存在梦境与醉境、空间与时间、理性与感性、能指与所指、诗歌与诗意的重要区别,并因此具有不同的艺术性质。分析这些区别对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理解艺术的本源,拓展艺术原理,把握艺术趋向音乐的根本原因具有积极作用。     

诗化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编和叙事理论在电影中的相互渗透,不为传统电影所接纳的诗化小说进入了改编视野,在非线性叙事、韵律化语言及抒情性主题方面,同脱离了戏剧拐杖、寻求自身语言发展的电影媒介产生了契合.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考察此类(不以故事为中心的)文本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在故事内容方面,变情节结构为情感结构,由主观性鲜明的叙述者现身主导叙事的走向;在叙事话语方面,化现实空间为内心空间,以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打造如诗般的影像意境.改编后的影片以其鲜明的叙事抒情化和影像写意化,树立了属于诗化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电影拓展了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像类型,为中国电影意境论的理论建设丰富了案例,也为当代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参照.     

曲论杂风 史笔诗情——李元洛《元曲之旅》面面观

李元洛的《元曲之旅》,将元曲通论与文化散文对接,以现实生活与元曲意境互参,语言鲜活泼辣,感情激越深挚,字里行间闪耀着历史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光芒,显示中国诗评的诗性传统并未断裂。     

空间性语言、空间语法和中国古代诗歌的空间性——从言、象、意论中国古代诗学的空间性之一

文学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因而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是诗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而作为创作媒介的汉语,由于自身是种空间性语言以及其语法的空间性,则必然使得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具有空间性的特性。     

在丛生的意象群落中呈现诗魂--读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是对诗的创作规律有深切领悟的一位中年诗人，把强大的生命之火注入到丛生的意象之中，使意象成为诗人主观情思的对应物，这是段光安诗性思维的明显特征。丰富的生活积累，勤奋的艺术追求，对诗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独特见解，感受着诗歌这一崇高的生命形式的呼唤，使他的眼前展开一道通向诗歌天国的云梯。     

1990年代先锋诗的生态及个人化写作成因

20世纪后期先锋诗经历了由诗意的先锋到诗艺的先锋,再转向诗意的先锋三大历程,并由1980年代的全国性的群体冲锋变成了地域性单兵突击,大学校园不再是先锋诗的实验园地.社会上的先锋诗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平民写作取代英雄写作,人性写作取代神性写作.女诗人由女性诗人变化女人诗人,迷恋真实人生.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生活情怀常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平民化实用性诗歌远远多于贵族化审美性诗歌.先锋诗的世俗化导致了诗人写作的个人化.重视现实生存甚至急功近利的先锋诗写作虽然有损新诗,却适合当时的特殊国情.尽管当前个人化写作仍有存在价值,但不能极端地倡导个人化写作,因为诗坛既需要诗艺的先锋,也需要诗意的先锋.     

海上结社：超社、逸社与宋诗派在上海的文学活动

超社、逸社是清末民初两个重要的遗民诗社,由私交甚好的一批士大夫组成。这两个诗社在上海的文学活动持续了三年多时间,他们通过频繁的雅集来切磋诗艺、纪念先贤、酬答饯行,既借以抒发亡国之痛,又在精神上相互慰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遗民诗社,他们也引发了不少非议,其历史处境多少显得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