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乾嘉幕府对清代文学之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提倡风雅的幕府,这些幕府成为诗人、学者的聚集地.乾嘉幕府学术气息浓郁,以卢见曾、朱筠、阮元等人为代表的幕府,倡导学术研究,一度成为学术基地,乾嘉学术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对清代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使清代诗文创作渐至兴盛.作为沟通“朝”“野”的纽带,幕府体现官方意识与布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     

论清代乾嘉学者的书法创作成就

清代乾嘉学者在学术上有彪炳千秋的巨大贡献,他们在治学之余,雅好书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不过,书法理论界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却素来没有太多的注意.现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进行专文探讨,以期引起书界同仁对于乾嘉学者书法的重视.     

论乾嘉学者与藏书家、书院及江南学风之间的关系

清代乾嘉时期是学者辈出 ,私人藏书兴盛 ,书院发展迅猛的时期。学术界对这三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深入 ,但对这三方面的综合研究却比较少。本文试图以乾嘉学者为切入点 ,考察他们与藏书家和书院 ,以及江南学风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系 ,为进一步了解整个乾嘉时期的学术交流状况作铺垫。     

论乾嘉时期贵州秘密社会的兴起

乾嘉时期是贵州秘密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各种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贵州秘密社会开始兴起并有了初步发展:鸡足山大乘教在贵州得到了快速蔓延;另一民间教门五盘教亦传入贵州,发展迅速,并为一贯道的前身青莲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贵州秘密会党从无到有,并逐渐走向成熟.天地会于这一时期传入后,拜盟仪式在福建、两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组织结构亦日趋完善;产生于川黔交界处的啯噜组织在贵州的活动有了增多,并开始了向哥老会的转化.     

梁启超眼中的史家素质述论

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家素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非常强调史德,把史德放在第一位。他对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史家的主要功夫应用在专、精上面。他认为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并介绍了如何做到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史才方面,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组织和文采。他的这些论述与前人相比更加清楚,更易于把握,使后来的治史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直到今天,梁启超对史家素质的论述仍值得重视。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掞藜、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为社会保存一份信史——论史量才的史家理想

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史家办报”思想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史量才则是“史家办报”思想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实践者。本文梳理了近代报人有关“史家办报”的论述,与史量才的观点做出深入比较。总结了史量才为实践“史家办报”思想所做的毕生努力。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揭示史量才“为社会保存一份信史”的史家理想。     

论蒋士铨与乾嘉时期戏曲家的交往

蒋士铨是清代乾嘉时期少有的热爱戏曲艺术的文人之一。他的戏曲活动主要发生在家乡江西铅山、以扬州和绍兴为主的江南以及京畿地区,并由此形成了其戏曲创作的三个黄金时期。期间,他与各类戏曲作家、评点者的密切交往,构成了审视其戏曲创作的特殊维度。蒋士铨的一些戏曲作品是与朋友交流磋商的结果,戏曲作品的生成往往得自朋友交谈中获得的灵感。周边人士的鼓励与支持所触发的戏曲创作机缘,也促成了他对于戏曲创作的乐此不疲。而始终保有的道德激情形成了他的独特创作个性,不仅赢得了志同道合者,还促进了戏曲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奠定了其国朝院本第一的文学史地位。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做学问的人大抵都有些傲气或者自恋。“文章是自己的好”，即便是谦虚的说法。也是“敝帚自珍”。2005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大陆出版，我细读一过，获益很多，也看到了何先生颇为自负的一面。     

乾嘉学者张澍姓氏学刍论

乾嘉学者张澍为清代姓氏学的集大成者,他筚路蓝缕穷其一生研究中国历代姓氏,所著《姓氏五书》,体例严谨,珠玑贯穿,方法独到,既博且新,不但勤于辑撰,而且考证精审严密。张澍以独到的眼光,坚韧的毅力,广博的知识,娴熟的治学能力,对中国古代姓氏的错乱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系统性的厘清订正。其姓氏学研究不但具有创发性,而且学术价值及其影响极大。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宋代史家对信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正直的史家都把信史原则作为史学活动的最高准则.宋代史家辈出,他们多以信史理念从事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辨工作,从撰述一代信史的目标出发,直陈君主观史、宰相监修造成的曲笔之弊,提出了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完善史官专任制度、规范<日历>编修程序等具体措施.在史才选拔方面,又提出了"良直"、"明识"等重要标准,为丰富和推动信史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论领导干部的学风建设

学风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却存在着学风不正的现象 ,如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领导干部加强学风建设 ,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必须努力做到 :坚持一条路线 ,完善两个机制 ,实现三个统一 ,树立四种风气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学风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取的科学态度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形成和丰富着他们关于学风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弘扬优良学风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从而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