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之说,自唐代孔颖达开始怀疑之后,日趋否定,如郑樵、朱熹、赵翼、崔述、魏源等,皆否认孔子删诗之说。当代研究《诗经》者,几乎都认为孔子没有删诗,否定孔子删诗之说似成公论。依据有三:一是根据《左传》季札到鲁国观乐时孔子才八岁,而季札听到的诗歌分类及先后顺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以此论定孔子不曾删诗。二是根据《论语》,孔子自己说过《诗三百》,因而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定型的《诗三百》。三是根据逸诗少。我们认为《左传》的记载不可信,《论语》中有删诗之证,逸诗少符合规律,《诗三百》成书于孔子四十六岁之后。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孔子删修《周易》试探

《周易》是否经过孔子删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所争论。我认为今本《周易》是经过孔子删修的,这与《周易》的哲学思想当有关系。现把我试探所得的提出请同志们指教。一怎见得《周易》经过孔子的删修孔子年老回鲁后,要在文化上做些工作,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下引迁说同),那是要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部书,孔子认为是行王道的六件法宝。《诗》、《书》都经过他删定,《礼》、《乐》经过他厘定,《春秋》是拿《鲁春秋》另行改造,这五件他都     

孔子删诗与季扎访鲁

孔子删诗与季扎访鲁方正己文学史上有些结论下得轻率。比如因季扎访鲁听过演奏《诗》乐，就断定孔子不曾删诗。孔子删诗是件大事，关乎孔子后半生评价。授徒讲学、修订传播《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返鲁后全力以赴的大事业。“古者诗三千...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孔子与今本《诗经》关系再认识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尚未能为"孔子删《诗》"论提供实证,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难以证明孔子删过组诗《周公之琴舞》。《诗经》作为承载着殷、周"雅言"文化的王官教本,符合周王朝的礼义标准,是孔子不会大删《诗经》之诗的思想基础。《诗经》经过春秋时期大为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传播之后,生成了较为稳定的文本形态,孔子不会标新立异、自行己意而将它大加删汰。此外,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与司马迁笔下删《诗》的孔子形象不符,而符合孔子形象的是"述而不作"。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孔子删诗编诗的主导思想和贡献

孔子删诗编诗的问题,有不少的人是持否定的态度的。我看否定者也多是推测,并无根据。考究古代一些重要文献,孔子删诗编诗(当然包括孔门弟子),该是毋庸怀疑的。他这项业绩,功劳很大,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朽的,所以,郭沫若在他的《简单地谈谈<诗经>》的一篇短文中也说:“……搜集了这些作品,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要算是先秦儒家的一项功绩。搜集成书的年代,是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孔子删诗,……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     

雅颂形成与《诗经》的类型结构

雅颂是天子礼乐,包括三代以来的诗歌,但都与周代有关系。商周原是西部联盟,功德攸关,因此,《诗经》整编时保存了商朝的商颂;周公享受天子礼遇,因此有鲁颂,于是颂三分为鲁商周,《诗经》就不仅仅是周诗了。周太师确立的礼乐四诗主要是雅颂诗。雅颂诗的产生时间是周公时代,为礼治仁术,逐步成为经典,以后代有续作。礼乐崩坏,风诗大量产生,孔子正乐主要是郑声一类的风诗。因此,《诗经》的形成时间是逐步的,到孔子时代最后完成,而风雅颂主要是按照历史、地位来确定的,不是根据音乐来分的。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

《诗经》中《风》、《雅》、《颂》的编次定名 ,实际上是〈诗经》传本的编辑、结集、流传的一个发展过程。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讼》、《大夏》、《小夏》、《邦风》这种不同于今本的编排 ,为研究这个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证据。本文以竹书本《孔子诗论》为立足点 ,考察了先秦重要典籍中引诗赋诗及春秋时季札观乐、荀子传诗等情况 ,认为季札观乐存在被汉人窜伪的可能 ,而《诗经》传本也经历了古本、竹书本、今本三个流传阶段。     

魏源治学的价值取向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

孔子删《诗》说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历经数百年后至唐代孔颖达提出质疑 ,孔认为孔子无删《诗》事 ,嗣后两说并立纷争了一千多年。在 2 0世纪的百年中 ,两说衍化成四派 :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及不置可否说。在经过对孔子删《诗》说自原创至今的两千多年的源流衍变进行学理性追问之后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 ,应该诸说并存 ,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