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之“袁公”考辨 ——兼与范子烨先生商榷

《世说新语》是一部集汉魏两晋的传闻轶事之作,其出现“袁公”的条目仅仅一条。考《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可知在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与《世说新语》所记“袁公”信息相吻合的,是东汉袁氏诸公中的袁汤,而不是袁隗。     

“凯旋归来”辨——兼与祝中熹先生商榷

<正>“凯旋归来”一语,在当代文学作品、一般文章、标语口号中已普遍使用.根据语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样使用,并非不可.但在一部分人,尤其是语文学界一部分具有汉语词汇知识的人看来,“凯旋归来”在语意上犯了重复的毛病.理由是;“凯旋”本来就是“胜利归来”之意,再加“归来”,岂不重复?惟其如此,才有一九八二年全国统一命题的电大语文试卷以“凯旋归来”为例的解错题.这说明     

谈谈《说文》“读若”性质——兼与钟如雄先生商榷

<说文>的"读若"性质是什么,也就是许慎用"读若"来为汉字注音的目的是什么,<说文>历代研究者认识不一,分歧也一直存在,到当代反而更加深刻与尖锐.根据自清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和争论焦点所在,通过对<说文>"读若"属性数据库的测查,笔者认为"读若"是个目的多元的术语,以音同音近为基础,也有明显地沟通经典用字的目的;"读若"被读若字的选择呈无规律状态,大多取自成说,许慎加以审定增删而已.     

《红楼梦》“年表”再考察——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

《红楼梦》中的时序问题一直引起众多质疑和争议,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曾于60年前就此结合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着重从《红楼梦》文本自身入手,对周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并引用原著语句及批注进行论证,同时罗列其他关于时序的看法,分被误校的、被忽略的和值得注意的等三部分进行阐述,其中第一部分以贾宝玉的年龄为中心重新更正周先生的观点,帮助读者更加准确的理解和把握《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     

杜枚《春申君》涵义考辨——兼与刘维俊同志商榷

“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快宽魂?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这是杜牧的《春申君》咏史诗。咏史诗通常是有所寄托的。《春申君》究竟寄托了什么?这是一个较为复杂难解的问题。刘维俊同志认为寄托了对晚唐皇帝的同情。他说:“对这首诗的理解,必须和杜牧所处时代联系起来。杜牧生活在晚唐,晚唐皇帝多为宦官所挟制。”     

“嫦娥奔月”因由试析——兼与袁珂先生商榷

“嫦娥奔月”是艳传古今的著名神话。遗憾的是,在今天从古籍里可以查找到的出处,却极其简略。例如,《淮南子·览冥训》云: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嫦)娥窃以奔月。 (羿)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淮南》未言妲<嫦>娥与羿的关系。在读到同为汉代著作而时代要比《淮南》晚得多的张衡《灵宪》佚文后,我们才知道:“嫦娥,羿妻也。”①但是,作为妻子的嫦娥为     

李白《静夜思》考证——兼与张一民、王彩琴二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李白《静夜思》的重新解读,否定了前人之说,重新考证了《静夜思》的作时和作地,即认为李白《静夜思》当作于天宝六载（７４７年）至天宝八载（７４９年）秋,其时李白在金陵     

“春凳”与“‘春’凳”——兼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商榷

“春凳”是一种明清流行的家居器物,只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并无靠背。凳面多用攒边做法,通常可供两人同坐或一人躺卧,亦可用作摆放器物的家具。但“春凳”又不仅是家居器物,还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春凳”频繁出现于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准确理解“春凳”的特征及其特有内涵,才能深刻体味它在小说中除了满足场景描写的需求外,所承载的当时人们特有的家居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感受到它所渗透着的小说家细腻的情感痕迹与精心的艺术构思。     

“孰与”句今译之我见——兼与朱振家先生商榷

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里对“孰与”句进行了今译,本文通过对“孰与”句常见句型的比较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     

“周公制礼”考辨——兼与杨华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周公制礼”的质疑,从论据和论证方法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讨论,重新肯定了周公制礼的历史事实,指出:“周公制礼”是千古不变之论,“无反征不疑”应是解读文化传承史的基本原则。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二 毛”解》商榷

《西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期刊载尹君《“二毛”解》一文,读了以后,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牵涉到怎样理解古书文意的问题,所以提出来与尹君同志商榷.《“二毛”解》的论点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按原文误作二十三年)“不禽二毛”的“二毛”,“不是就黑白两色毛说的,而是就须发两种毛讲的,侧重点在胡须”.文中,首先从“事理上”作了一番“推究”;接着引《周礼·秋官·司仪》注为论据;最后据《国语·楚语》注以“毛”为“须发”作旁证.下面就这三点来略陈鄙见.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清末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释疑——兼与黄福庆、熊月之先生商榷

清末留日学生高天梅等人,1905年于日本东京创办的《醒狮》月刊是当时重要的启蒙刊物,董守义和黄福庆两位先生关于《醒狮》的说法有误。熊月之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之说亦多牵强,不能准确说明《醒狮》宗旨,用"振懦砭愚,输入学理"来概括其启蒙内涵更为合理。     

也谈沈亚之及其《秦梦记》——兼与程毅中先生商榷

沈亚之是中唐多能的作家,在古文运动中是韩门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不但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名,晚唐著名作家李商隐有专门拟其诗体之作,而且在传奇小说的创作上,不仅以其数量在同辈作者中处于领先地位,还在内容的开拓、风格的创新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这种成功,奠定了沈氏在唐代传奇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纵观沈氏一生,却仕途坎坷,“静常遭尤”(《答李生书》),很不得志。在他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逻辑与科学哲学视野下的《道德经》与“道”——兼与焦国成先生商榷

道不是思维的内容,而是思维的形式。道可道非常道应该理解为:道是可足道的,而非普遍有效的,即道是类比(推理)这种思维形式。《道德经》的伟大贡献在于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就模糊领悟到思维的形式比其内容更为根本。它与其他先秦经典共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类比的思维特征,而导致中华文明更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强包容性和强融通性的传承优势。《道德经》虽然谈了许多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借用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来谈道,也就是展示可以增加对这些深刻道理的理解和接受的类比方式。道是偶真的普遍思维形式,德是确定可靠性的具体思维内容。道德益彰,就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而彰显尽善尽美。名是具有不确定性定义的概念,作为概念的名在类推形式的道与思维内容的德之间架设了桥梁,由此,《道德经》成为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完整的不朽之作。     

《写作学教程》瑕疵见——兼与段轩如杨杰先生商榷

《写作学教程》是由段轩如杨杰先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的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内容体系属同类中的上乘，但在许多地方出现语法和语言学方面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其规范性、权威性。举例指出并予以纠正，以期引起大家对大学教材典范性的重视。     

“青”字的本义考——兼与潘峰先生商榷

论文针对潘峰在《释"青"》一文中提出的"‘青’是个文化词,并非开始就用来作颜色词"这一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卜辞中尚未发现"青"字,潘文所述卜辞中的"青"字实为"南"字。"青"字是个从生从丹的会意字,"青"字的本义为绿草的颜色,后来又用作深蓝、黑色等。"青"字出现之初就用作颜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