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权力的二大因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影响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之主因有二 :其一 ,皇权势力是根本 :赋役之源枯竭 ,皇权根基衰亡 ;军队素质羸弱 ,皇权支柱脆危 ;监检纪纲松弛 ,上下官惰政荒。其二 ,政治制度是关键 :构建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军事优势的原则 ;权力制衡的原则 ;联动授权的原则 ;以统治者能力、资望为转移的原则 ;集权与分权、民主与独栽交替运行的原则     

论美国国会预算权的运作过程及功能

美国国会的预算权是指国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对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支出及赤字或者盈余总额的计划、计划的执行及执行的结果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的权力,它既包括事前的计划权,也包括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的审计权力。该权力的实施既赖于宪法的支持,也赖于其设计精巧的运作过程。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条件下,预算权是美国国会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维持美国分权体制的关键。     

试析党内权力制衡的新机制

党内权力制衡是立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保障党员基本权力，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政治改革新探索。考虑到执政党的多层次高耸型组织体制，从降低执政成本和提高执政效率考虑：党内权力制衡的合理取向是：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实现重大议决权从常委会向全委会的转移；提高党内监督机关的独立性，建立适当的分权制衡机制；扩大党内差额选举的幅度，逐渐形成竞争性选举制度；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民主进程，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共同发展。     

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个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家。一、行政规章存在的必要性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都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决策和法律。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决策和法律都是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行政行为既包括基层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也     

董事会权力中心的生长与回归

公司机关之间决策权力的分工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枢纽问题与要害所在。在中国公司分权的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董事会中心渐进回归的趋势。董事会享有公司经营决策权,尊重不同类型公司的治理差异,给予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已成为全球公司决策分工治理的经验共识。中国上市公司的商业治理实践显示,经由章程不断扩张的董事会权力,已经向股东会权力中心提出挑战。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治理分权边界的模糊,剩余权力归属不清的诉讼分歧,要求对公司决策权力分工进行立法改进。在公司法改革中,应考虑在股东会保留修改公司章程、选举和罢免董事等有限的法定权力的基础上,重塑董事会经营决策中心,尊重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董事会的权力边界应当以法律和公司章程为限,股东会不得任意行使董事会职权。尊重公司治理的自生需求,改写董事会作为执行机构的简单定位,回归董事会中心主义,或许是中国公司治理胜出的自主道路。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集权性

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特质,手术界往往认为是分权制。其主要理由在于:“五权宪法”是“以‘三权宪法’的欧美宪法作为范本”,“并吸取了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部分制度构成的混合物”。对此,笔者持有异议。为什么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并非分权制呢? 其一,笼统地看,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与分权制有相似之点—二者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但这种相似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分权制设置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     

下“三道关口”为“一把手”行权套上“紧箍咒”

如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白下区直而难题．瞄准权力靶心．从完善决策机制．规范监督程序入手．消除权力行使的“自由空间”．在合理配权、适度分权、公开用权上下工夫．将纪检监察的触角延伸到权力行使的全过程．有效破解了“一把于”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的顽症。     

民事执行:从部门分权到身份分权

部门分权是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而身份分权则是指在部门分权的基础上，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身份的人来行使，并且这两种身份的划分应当界限分明，有不可逾越性和相当的确定性。     

论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

法治国家政治基础的一般标志有二 :第一 ,其政体是民主政体 ;第二 ,其国家权力配置是分权制约。中国权力机制的现状是有分工 ,但缺乏制约 ,形成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对行政系统的依附关系 ,权力腐败成为国家的囊肿。中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结构的如下重构实现 :实行“政权”与“治权”的分立 ,在代表机关之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约     

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

唐置三省六部,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为总汇朝政,分署执行。三省制度组织严密,机构齐整,是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长期发展的结果。三省长官为宰相,各自建制,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曾起过积极作用。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典章制度、组织机构基本完善,三省制度及其行政工作效能大大提高,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成熟与强化的重要标志。     

“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特殊机构,成立于1924年,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取消。该机构建立初期,权力有限,但后来演变为国民党政治上的最高决策机关,其权力“实超过任何国家之国务会议”。“质言之,乃兼元首与议院之大权”。可见它在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本文拟对这一机构演变的脉络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描绘。错误之处,请识者教正。     

"隐"的社会价值──以大理杨黼为例

本文以大理隐士杨黼为例,探讨了"隐"的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意义.作者认为,杨黼之隐,是一种与权力无关的社会价值,也是一种反观社会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有关皇权与绅权的争议.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研究认为 ,“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张璁等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 ,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本文认为 ,“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 :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 ,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 ,具备了武力优势并进行武装镇压的结果     

秦汉廷议制度试析

秦汉廷议制度试析高焕祥秦汉时期。绝对皇权尚未形成，皇帝大权还有些制约。其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有廷议制度．国家大事皆由廷议向皇帝提出意见，由皇帝裁度或由廷议作出决定。因而，廷议成为秦汉帝国决策中枢进行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大政方针的制定起了不可忽...     

试论宏观调控权的界定与配置

宏观调控权的界定及其配置,是宏观调控法中的核心问题.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权力,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界定与配置,使各类宏观调控权主体的权力明晰,职责明确,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集权与分权等问题,才能更有效的进行宏观调控.从宏观调控权配置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宏观调控权的现状与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