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怍”与“仰视”──读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杨绛的《老王》

鲁迅先生在1920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收在小说集《呐喊》中，它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的，但却是非常有影响，教人深思的作品，也是极能反映鲁迅先生人格力量的作品。七十多年来人们从中不断受着教育，它是一旦读过之后使人终生不能忘情的那种作品。《一件小事》用难以再短的文字，写了一件也真不算大的事情：在一个刮着北风的冬晨，“我”乘坐的一辆人力车的车夫在无意间兜倒一位衣衫破烂，花白头发的老妇人之后，抛开车上的“我”去主动照看她，而“我”怎样从无动于衷到心灵受到震撼的故事。杨绿女士在1984年写过一篇“忆…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鲁迅微型小说刍议

鲁迅对我国古代小说作过深刻的研究,写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有独特的卓见,指出:“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溶中西艺术为一炉,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艺术瑰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把《隋志》、《旧唐书》等属于史部的杂史也归入到小说类。     

《中国小说史略》版本浅谈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南腔北调集》)的确,在中国自有文学艺术的几千年的社会里,小说一向是被看作“杂书”,“闲书”的,不能登艺术的大雅之堂。写小说的人也一向被看作是不安本分的人,是无聊的人。所以,文人只能读孔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关于鲁迅三部未完成的小说

鲁迅曾酝酿过三部小说,一是历史小说,《杨贵妃》,一是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一是描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这三部作品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但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在全面认识鲁迅及其小说创作上,却有着有可替代的价值。 《杨贵妃》构思较早,大约在鲁迅小说创作进入第一个高潮的前后。为写好这部作品,1923年鲁迅曾购买《唐土名胜图会》六册,《长安志》五册,并作了大量有关考证研究。为获得更多感性知识,1924年7月还亲赴长安(西安)实地考察。1934年1月11日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曾说起这件事:“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此外还曾多次向友人谈及此事。郁达夫说:“朋友的L先生(即鲁迅,笔者注),从前老和我谈及,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     

鲁迅小说人物的现代性

鲁迅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坚持“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立场,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手段,一反中国小说传统的写人模式,描写了一群“病态社会”里“病态”的人和罪恶的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选择的现实性、形象的复杂性、广泛的社会性和深刻的批判性,这些又最终表现为突出的现代性。他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表现知识分子和农民问题:既写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进步,也写了知识分子的软弱迂腐、苦闷与苦难;既写了农民的忠厚、老实与可爱,又写了农民的愚昧、落后、麻木与可悲,并由此开辟出一条新的小说创作道路,从而使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现代文学。     

也谈《祝福》中的“我”——与李何林先生及翎翔同志商榷

鲁迅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写的小说有十一篇。要正确理解这些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的关系,就应当以其思想感情和生活经历与作者本人相对照,进行具体的分析。 鲁迅先生曾经为我们提供过一个分析文学作品好方法。他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创作动机和灵感触发点——《伤逝》与鲁迅许广平的恋爱

1 看了副标题,有人会喊道;“这种说法,鲁迅生前就愤慨地否认了,你还来胡说八道什么呀!”是的,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确有以下一段写得明明白白的文字:“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伤逝》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说虚构的小说《伤逝》写的是鲁迅自己的事,当然要毫不含糊地予以否认的。如果承认了,不就等于说涓生就是鲁迅,而许广平分明还活着,而且还和鲁迅幸福地相爱着,于是推断.鲁迅生活中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曾经和鲁迅恋爱、同居,后又离异,终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却很可以被鲁迅的敌人用来中伤鲁迅,鲁迅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谈谈《祝福》中的“我”

一、鲁迅小说中“我”的写法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两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五篇。其中用第一人称写的就有十二篇:《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由此可见,鲁迅是很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作家采用怎样的表现手法来结构小说,展示情节,突显主题,这是由他的创作观和艺术个性决定的。鲁迅写小说有着非常明确的创作目的,就是“想利用他的力量,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鲁迅在西安“阅市”

(一) 鲁迅西安之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他所构思的小说《杨贵妃》搜集资料,并亲身体察李隆基与杨贵妃活动的具体背景。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①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由最后一个驿站临潼乘坐临潼镇嵩军第四路步兵第二营营长赵清海的“自动车”,于十四时左右弛进了西安的东城门。这里应当交待一下鲁迅构思《杨贵妃》的一些基本原因。鲁迅在文艺创作上始终有一个重要认识,是: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一定要有精深的理解,必须对生活实践仔细“观察”。他说过:“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那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造出它的生命力来。”②鲁迅的西安     

名人“笔误”趣事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不久，鲁迅先生发现了这个“笔误”后，     

谈鲁迅小说之历史地位

谈鲁迅小说之历史地位宋云奇鲁迅先生和他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来文史学家已有定论，然而前段时间，文坛上竟然刮起一股试图贬诋鲁迅先生的冷流．一些人大言不惭称曰：同当今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的创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末流作家”，而且他的主要成就...     

巴人对鲁迅杂文的研究

大革命前后,鲁迅的创作势头逐渐完成了由小说而杂文的转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革命以前他没有写杂文,或转移后没有写过小说。对这一现象,巴人是较早注意并做研究的。鲁迅有两次消沉(但不是颓废或颓唐),一次是痛感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一次是出于五四退潮后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巴人认为,鲁迅用“感情融铸”的方法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群,是有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投影,并给予爱抚的。我们且把鲁迅写现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做个排列,以窥探鲁迅创作思想的脉络。如果说N君(《头发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辛亥     

说“遗忘”——学文杂记

在鲁迅先生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到拜伦著的诗剧《曼弗雷特》,说“曼失恋绝欢,陷于巨苦,欲忘弗能,鬼神见形问所欲,曼云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则对曰,死果能令人忘耶?复衷疑而弗信也。”这种沉痛凄绝的情境,我觉得也在鲁迅著名小说《伤逝》中显现着。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的末尾写道:“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风怒吼中,我也将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     

《长明灯》探微

鲁迅先生的《长明灯》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最初分四次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小说刚刚问世,李大钊同志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如果我们细细品尝一下这篇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在创作上有着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艺术宝库中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