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经翻译是贯穿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佛经翻译的杰出人物入手,探讨佛经翻译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赛先生的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探索——兼论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

纵观漫长的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事业经历了四次高潮:东汉至唐宋末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五四运动时期及其之后的西学翻译、革命理论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中国翻译。每一次高潮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明末清初时期的翻译虽然都始于宗教的传入,但与之前时期相比,翻译不再是以宗教文献为主,取而代之则是科技著作翻译:翻译"赛先生"。由此,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分水岭,拉开了系统地翻译科技文献的序幕,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翻译目的论对中国佛经翻译的操纵

二十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弗密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研究聚焦于翻译目的的选择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从中国佛经翻译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浅析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开始流行,到盛唐时期佛经翻译达到鼎盛。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白话文的产生、词汇的演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

史称"千年译经"运动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本文通过佛经翻译的译场与翻译程序,分析佛经翻译的地域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译场制度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出经的规模与准确性。佛经翻译是科学客观性大于文学主观性的一种创造活动,其时代性因素往往大于地域性。     

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 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现代价值

中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随着每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应矢志不渝地继承和发扬。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翻译理论等问题。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佛经翻译及特点

自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引进佛教至公元9世纪朗达玛灭佛之间的二百余年的时间,是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前一个阶段,史称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前弘期佛教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通过大力培养翻译人才、进行文字改革,完成了后期形成的藏文大藏经的主要科目及其经论翻译的基础,使得佛经翻译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文化交流看翻译的价值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就佛经翻译对传播佛教文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认为它顺应文化交流的需要 ,通过组织形式、方法、技巧等的调整 ,扩大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表明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 ,并且昭示出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外来文化的内化和推动译入语文化的发展。     

佛经的英译及与佛经汉译的关系

文章重点探讨佛经英译过程中的翻译标准,名词和术语翻译,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在佛经英译中的反映及英汉佛经翻译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