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现状与提升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素质是公民必备素质之一。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着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运用法律能力较差的问题。基于此,应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党员干部开展法律素质教育,从而提高当代中国农民的法律素质,推进现代化进程。     

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冲突及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时代转换,"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反思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语境.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文化交流与冲突进一步加剧,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样态的发展特点.可以预见,伴随着冲突与融合的不断扩大,法律文化全球化将成为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文化全球化本质上并非生成一种普适的法律文化,而是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多元化与趋同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辩证统一.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要保持民族法律文化的自我认同,正确处理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域法律文化的关系,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法家法律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性评析

先秦法家法律政治思想是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渊源和主流。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乃至当下,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抑或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层面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法律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以古鉴今,形成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法制文化,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2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21世纪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面临新的问题和极富时代性的挑战.应审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所处的全球化背景,转变研究思路,关注法制现代化、全球化乃至后现代化思潮对法律史学研究的影响;深入拓展研究对象--从单一化走向复合化,以实现制度与思想、通史与部门法史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纸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的贯通;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从简单化走向多样化,在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广泛采用法理学、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注重对法律史进行动态考察和比较分析,以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水平,赋予法律史学新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清末修律取法日本述论

清末修律标志着中华法系的解体 ,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清末修律不同于中国封建历朝历代变法改革的最大特点 ,就是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 ,使得中国法律从体例到内容 ,从法律术语到法律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成为大陆法系的组成部分。日本法作为中国法律与大陆法系法律媒介 ,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历史是曲折发展的 ,似乎也呈戏剧性 ,但我们必须正视历史 ,因为她的背后依托着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早在公元七世纪 ,当中国的唐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时期 ,成为世界强大帝国之时 ,日本则刚刚进入封建社会 (…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新中国60年法律体系建设研究

新中国60年来,法律体系历经了奠基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基本形成并日臻完善阶段。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取得了相当经验,同时,在现实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回顾与展望,可以让我们汲取经验,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现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     

中国法制现代化诸问题研究

在对中国法制发展的研究中,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三个重要时期:旧中国租界首先出现现代法制;自20世纪初始,中国政府通过法制改革来推进华界的法制现代化;近30年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在改革创新中逐步走向完善。这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发展和臻于完善的三个阶段。现代法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可以调控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可以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等。目前,在推进法制现代化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十分不利于现代法制建设;克服途径在于不断营造法制环境,大力提倡现代法制文化,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等。     

从《红楼梦》看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清朝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封建王朝的宗法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由于清王朝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变革时期,与以往各代的封建法律相比,其对婚姻家庭的法律控制已相对宽松。     

浅析西部民族区域法律文化的培植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先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与此相应的法律文化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西部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多样的宗教信仰,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等客观或主观方面的不足之处也成为制约区域法律文化成长的障碍。本文针对西部区域民族法律文化的现状、特点,分析其中培植现代法律文化存在的不利因素,并试图找到在西部地区培植区域法律文化的合适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文化冲突及原因分析

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表现为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法律结构、价值取向、哲学理念等方面的文化碰撞。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深入认知和把握中西法律现象的异同及其深层结构的差异,可以从中找寻建构我国现代法律文化的有益营养,找寻更适合中国民众的法律文化模式。     

对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

清末法律移植是清末法律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移植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立法移植为主,内容上具有先进性、超前性、民族性,并深受政治因素影响。立法移植在当时维护了清廷的统治,挽救了清廷危局,通过吸收和借鉴外来法律,奠定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础,开创了法律改革的先河。它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法律移植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注重传统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外来法律,并充分发挥法学家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冲突初探

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法律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为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内在矛盾与冲突主要存在于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等隐型结构层面,这种内在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物质依附性和政治功能性不同.要解决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冲突,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中国公民的法律素质,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法制现代化的目标与实现途径是法制现代化的核心 ,民法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民法现代化的目标在于民法的法典化和民法文化的平民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不是单一的 ,它必须是法文化继承、吸纳和创新的完美结合     

论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结构、特征与路径

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是在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民阶层明显分化、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法律文化理念的背离、法律制度选择的冲突及法律发展方式的相向等方面.目前,中国农村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乡土文化还没有消弭,现代的法律意识尚未生根,农民信仰法律缺乏物质、文化与制度基础.遵循法律文化的生成规律、奠定法律文化的经济基础、完善法律文化的运行机制、建立法律文化的保障措施是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系统路径.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英国法律文化的历史解读——以令状制度为对象的考察

英国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即为注重传统,所以对其进行历史解读是学界公认了解英国普通法的有效途径。英国普通法又以令状制度为基础不断萌芽发展才有今日的盛况,所以以令状制度为考察对象,对英国法律文化进行历史性解读必有助于清晰地领会普通法的精神。同时对域外法律文化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反思近年来引进西方法律过程中的得失,能够为形成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法律文化提供借鉴。